【展望2021】世界秩序的新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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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開啟之前,無人預想到這一年將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動。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感染了逾7,200萬人、奪走了160萬條生命,還帶來了經濟衰退、脫貧進程逆轉等一系列巨大的次生災害,並對未來的經貿格局和世界秩序產生深遠影響——包括全球化加速轉型為區域化,以及中國在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更加凸顯。

同時,這場全球危機還強烈衝擊了人們對於政治的認知,打破了過往以「政體」為中心的討論以及「民主政體必然更加優越」的迷思,突出了「治理」這一維度的重要性。若西方曾將蘇聯1991年解體一度視為「歷史的終結」,那麼2020年這場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或許是「世界秩序的新序章」。

愈發由區域化帶動的全球化

先從全球化的新面貌——區域化說起。事實上,自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高飛猛進勢頭已不復存在,其中資本跨國流動速度明顯放緩。據統計,外國直接投資(FDI)佔全球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2007年的3.5%,下降至2018年的1.3%,且亞洲、歐盟和北美在本區域內投資比例均有所上升,展現出資本的區域化趨勢。

今後生產鏈可能會更加集中在區域經濟板塊內,圖為中國工廠生產鋰電池。(美聯社)

如果說國際資本流動速度的下降,是源自金融危機的陰影及新興市場投資回報率降低的自然結果。那麼,西方國家因未能解決全球化帶來的製造業外流、大量藍領工人從中產階級跌落的問題,而導致民粹保護主義的興起,則對全球化進程造成了強有力的人為傷害,其中尤以特朗普的上台為甚。他四處發起關稅戰,阻礙世界貿易組織(WTO)運轉,還在科技、金融、貿易等方面尋求與中國「脫鉤」,嚴重破壞了全球化的基石——即低關稅壁壘、多邊爭端解決機構以及開放穩定的國際市場。

為避規中美政治和經貿衝突,不少企業開始探索轉移供應鏈,部分企業秉持「靠近市場」的原則,將在中國的廠商遷往越南等周邊國家;部分美企乾脆直接回遷至靠近母國的墨西哥;但更多商家仍然先選擇按兵不動。而新冠疫情的到來大大加速了供應鏈調整期。各國為防控疫情「封關鎖國」,使國際貿易大受打擊,尤其是對於生產鏈過於分散的企業而言,每一環節都面臨巨大不確定性。此次疫情過後,許多企業都無疑會尋求縮短供應鏈,從此前「遍布全球的長鏈」轉化為「更緊湊的短鍊」,以減少風險。

各國政府也深切體會到掌握戰略物品產業鏈的重要性。例如本土缺乏呼吸機供應鏈的美國,雖在3月底動用《國防生產法》要求多家車企轉行生產呼吸機,但這些臨危受命的企業效率顯然不及專業廠商,例如通用(GE)雖然在政府下命令之前就開始行動,但直到4月中才交付了第一批10台呼吸機,未能趕在第一波死亡高峰期前抵達醫院救急。拜登政府因此強調要將「關鍵物資的生產線轉移回國內」,許多有類似體會的國家想必也會如此行動。至於那些體量有限、無法構建完備產業鏈的國家,或許也會盡可能將關鍵產業鏈設置在域內周邊國家,至少可縮短運輸時間。因此,除去企業自發地縮短供應鏈,各國政府也會根據地理位置重新調整產業布置。

而15個西太平洋國家在今年11月終於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RCEP),似乎是全球化轉向區域化的最強信號,也使得西太平洋(或亞太)、北美(或整個美洲)、歐盟這三大經濟區域板塊鼎立之勢更加清晰。此前,西太平洋地區因種種原因,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程度遠不及北美和歐盟,也阻礙了其完整發揮巨大的經濟潛力,但疫情反而讓各國暫時拋開協議協商中的政治算計,聚焦於加強區域內合作及促進疫後經濟復甦,在這一想必今後域內還有更多利好的合作消息。

當然,RCEP的簽署並不保證區域化的進程將一帆風順,因為該地區的政治環境更加複雜,多國之間存在主權爭議,政治爭紛時常外溢至經貿領域,例如日韓去年因慰安婦及二戰勞工問題爆發的貿易戰,又如眼下中澳的緊張局勢。RCEP成員國如何管控政治分歧,避免因「政冷」導致「經冷」,條約中沒有給出解決框架,這便考驗成員國的智慧了。

與此同時,區域化也未必是全球化的受挫,它本就是全球化的一種表現。只不過人們以往對全球化的認知,更多在於生產鏈跨越七大洲八大洋的全「球」化,而未來數年人們對全球化的認知也將進一步發生轉變。

西太平洋15國11月簽署的RCEP,是全球化進程在該區域進一步深化的強有力信號。(新華社)

中國經濟主導地位越發突出

除了全球化向區域化轉變年的趨勢,今年的世界經貿格局還有另一大特點,便是快速復工復產的中國在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愈發明顯。作為世界工廠,中國自3月恢復生產以來,緩解了全球疫情期間產能不足的難題。據海關資料,中國在今年前三個季度出口了1.04萬億元的防疫物資,為眾多國家補充了珍貴貨源。除此之外,中國在疫期出口了大量自行車(避開公共交通的熱門代步工具)和電腦(因在家辦公上學而需求激增)等產品,滿足了他國消費者在疫情的諸多需求。

中國快速恢復經濟活動的好處不止在於出口成品,也幫助了在中國設有生產鏈的外企復產。可以想象,如果中國遲遲無法控制住疫情,經濟活動陷入长期停滞,全球生產活動將受到更嚴重的擾亂,各國防疫物資和各種必需品的缺口將更為巨大,產生更嚴峻的連鎖反應。

除了為國際貿易注入穩定力量外,中國的快速反彈,也使其有餘力去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積極幫助窮國延期償還債務,使其能將更多財力投入公衛健康以及經濟復甦。中國還在今年前三季度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入130.2億美元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29.7%,這樣的逆風投資為這些發展中國家注入動力,也部分抵消了其他外國企業撤資的負面影響。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統計,外國直接投資(FDI)在今年上半年驟減49%,而得益於中國的強勢復甦,發展中國家的FDI只減少了12%,扭轉了第一季度83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值)資本大出走的險境。

另外,中國也努力幫助打破西方富國壟斷疫苗的局面,優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例如中國科興公司已率先為印尼提供120萬劑,明年1月再計劃提供180萬劑以及用於生產約4500萬劑的原料,以供當地自行生產。另外,中國也已經與巴西、土耳其、菲律賓、智利等國簽訂疫苗供應合同。這些舉措都鞏固了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領頭地位。

巴西聖保羅州州長12月3日在機場迎接中國科興公司研發的疫苗。(美聯社)

總體而言,根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預測,中國做為唯一一個今年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明年GDP增長可能達到12%,超過全球經濟增長總額的三分之一,成為世界經濟復甦的主要引擎,而相比之下,未能控制好疫情的歐洲和美國,對於世界經濟的貢獻將少於其經濟份額。這意味着中國在全球經濟的主導趨勢愈發成型,傳統的歐美主導格局則進一步弱化,這一「板塊移動」雖然早已開始,但今年的疫情使之明顯加速。

各國反思治理能力

在上述兩個格局的變化之餘,民主國家高低迥異的抗疫水平以及中國抗疫模式的成效,還促就了外界對於政治制度的反思,認識到政治中「治」這一維度的重要性。

所謂「政治」,「政」者即制度架構和民意代表性,總統制或議會制,聯邦分權或中央集權,過去的政治學研究大多圍繞在這一方面。所謂「治」者,則是具體的施政能力,包括如何落實政策,如何完善資源調配,如何在危機關頭動員政府及社會全體力量。

西方主流輿論一直有着「民主制度雖不完美,但是現有最優解」的信念,並認為政府非民選的「獨裁」國家,因其官員是對上級而非人民負責,往往會選擇隱瞞危機,從而導致災難性結果。在疫情初始期間,中國的官僚機構也同樣出現了瞞報、懶政和不透明現象,許多中外觀察家因而推測這次疫情可能成為中國,尤其是中共的「切爾諾貝利」時刻。但事實證明,這次疫情反而似乎成了另一個「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國家」再度陷入一場因只在意自由而罹難的危機。

不少美國人以自由選擇為由拒絕佩戴口罩。(Getty)

目前,許多西方國家已對民主國家的治理能力展開不少反思,例如美國民主黨內對於政治改革的討論越來越多,包括改革選舉人團制度,減少政治對司法的影響;廢除國會拉布程序以提高決策效率等等。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也打算對金權政治動刀,讓官員能真正反映人民的聲音,而非利益集團的聲音;觀其經濟施政方案,也愈發強調勞工、就業、產業政策等切實改革的議題。但這類改革,又囿於拜登未能同掌國會與白宮,難以真正推進。改進制度效率的願景卻為制度本身所束縛,能動性的缺失,也算是美國政制和政治文化的另一弊端。

不過,這次疫情是否能破除「民主制度必然更加優越」的迷思呢?可能並不如預期。有西方觀察者曾將中國的抗疫成就解釋為「疫情天然是獨裁國家的朋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也指出,中國的封城措施雖卓有成效,但過於極端,並不可取,民主國家應借鑒韓國的積極干預模式。許多美媒現在仍然執着於中國早期的疫情瞞報現象,而對此後的抗疫成效鮮少着墨,至於中國四處援助防疫物資以及為發展中國家優先提供疫苗的舉措,則被冠以籠絡人心、彌補疫情外溢惡果的「疫苗外交」之名。

由此看來,西方主流輿論雖然會因抗疫挫敗而反思自身治理問題,但並不會因中國的抗疫成績而對中國的體制有所改觀。不過在中國至少是內地,這次疫情經歷已成為國民士氣的又一次凝聚,一次「道路自信」的鞏固,這可謂是2020年政治思潮的一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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