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1|時局圖・上:北京正面臨全新「國際大氣候」

撰文:茅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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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從2019年12月引爆後,至今仍在全球範圍內蔓延,這場風波引發的大蕭條對世界格局形成了一種加速效果。

一年前的觀察家們還在展望「2027年中美經濟地位互換」的局勢轉換,到2020年12月,西方觀察家竟開始在新冠疫情受控的客觀現實下討論起中國的「制度優勢」。部分英美觀察家甚至把中美之間力量轉移的時間點大大提前了。

借用鄧小平1989年的用詞,從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大氣候」來看,2021年似乎也成了讓中國根據其內外環境與變局,重新尋找其座次的關鍵時刻。

求變的歐洲

新冠疫情在中國之外的飛速發展令人大跌眼鏡。曾用悲憫眼光「擔心中國人民」的西方世界,也沒有扛住疫情的打擊。新冠終於驚詫了全世界,教育全人類要保持敬畏,重新學習該如何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夢醒之後,從中國到世界的各個角落都開始迅速求變,展示自己靈活應變的能力,免於被歷史淘汰。

中歐雙方都希望年內完成投資協定談判,而今,協議已在2020年內達成

這種趨勢有點像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力量轉移》(Powershift)指出的:力量轉移時代只是剛剛開始,但是看上去前途已等着各人自己去抓取。

各勢力攤在桌面上的「力量」,就成了構造新均勢的重要因素。包括歐洲、美國、東南亞、西太平洋一線的諸多勢力都被時勢和外部因素推動,在2020年這個非常時期做出了些符合自身定位的選擇,中國莫過於其中最突出的一大推動力。

世界各個勢力在2020年前後變化的最大動力之一,除去新冠疫情這一被動因素之外,對中國的態度決定了其主動改變的一面,歐洲、東南亞的變化就與此有關。

對歐洲而言,其最大的訴求在於經濟問題,其轉寰、加速的角度也在於如何就經濟問題儘快達成各種相關協議,無論是東歐還是西歐,他們在2020年內的最大訴求可能都不在政治領域上,無論是2020年8月最終敲定的與越南的自貿協議,還是在2020年最後時刻落幕的,耗時7年的《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都證明了這一點。

對歐盟來說,中國在近兩年來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視的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打亂了歐洲經濟的發展節奏,由於歐洲各國都是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處於全球化分工體系的最頂端,對貿易的高度依賴正使得其在緊張的全球局勢下步履維艱。根據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第一季度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GDP)按月下降3.8%,創下1995年以來最大的季度跌幅。歐盟委員會在5月也認為,今年歐盟經濟整體將萎縮7.4%,歐元區19國經濟將萎縮7.7%。

當歐洲在經濟上面臨困境,而前者又隨時會反饋到政治上時,這使得歐洲的興趣已經史無前例地聚焦到了經濟領域。由於疫情對歐洲打擊巨大,2020年歐洲經濟大幅度衰退已成定局,2021年經濟的反彈依舊不能彌補今年造成的損失。這使得歐洲急需外部動力助推。而來自中國的擴大開放的方案,即擴大「快捷通道」等機制就顯得很有必要。此舉可以加速中國、歐洲兩大市場經濟融合,快速重啟經濟的必要措施。這是遭遇疫情重創的歐洲需要的。

歐盟27國在意識形態上的統一性是該組織自身存在的基礎,可是面對所謂中國問題,歐盟內部也一直經歷巨大的分裂與爭議。在12月下旬時,仍有部分法國經濟界人士以「沒有得到中國關於廢除強迫勞動的足夠承諾」相脅,建議巴黎不要簽署中歐協議。

但這種抗拒只是中歐協議到最後階段的必要姿態:歐盟高層只是藉此向歐洲各界表示,自身在經濟問題之外仍有對傳統政治領域,如人權等問題的關心,正如歐盟在與越南簽署自貿協議前,不忘談及越南的「政治犯」問題一樣,這種「嫌貨人才是買貨人」的挑剔恰恰是協議達成的重要標誌。相對於歐盟2019年時拒絕了中國「聯合抗美」的意見,沒有與中國站在同一戰線;也沒有基於傳統的美歐關係,展開與美國聯合發起貿易戰對抗中國的進程,歐盟在2020年的變化就是一個歷史性的標誌。

東盟在疫情下受到了一定衝擊,其中越南尤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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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與西太平洋的決策

類似的局面也出現在東盟國家。比如在長期對北京展開「中國工程」長期研究的越南尤為突出。接近該國決策層的主流派學者大多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短期來看,越南可以藉助域外大國和東盟諸國來平衡中國的實力增長,但長期而言,中國在地區內佔據優勢將不可避免,時間拖得越久,越南就越被動。

這種觀點讓河內一方面「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利用輿論,爭取國際同情,維護其在南海的利益」,但另一面就迅速依靠政府公關,在韓國、日本、台灣等地撤資、關廠之際大舉引入中國資本。僅在2020年上半年,越南即藉助東盟的依託,加大對華進出口力度,使中越進出口總額增長18.1%,進出口規模位列東盟各國首位,增速高出與東盟整體貿易增速12.5個百分點。

當然,在達成協議這一點上,最為明顯的莫過於西太平洋國家,尤其是日、韓等國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簽訂期間的轉寰,在分析人士看來,西太平洋各國在此期間合力推進建成統一市場,在當前世界形勢下似乎尤為難得,但這種結合終究存在一個凝結核,即中國因素。

該計劃自2012年8月被東盟十國率先提出後,儘管參與討論的十餘國一直沒有具體談及誰在其中佔據主導地位,但輿論普遍將中國置於其核心位置。RCEP代表的西太平洋核心地區也愈發呈現對中國的依附關係。中國已連續十年保持東盟最大貿易伙伴地位。不獨東盟,中國與其他RCEP國家之間的貿易額度也相當巨大。中國跟RCEP國家之間的貿易額即已超過1.5萬億美元,其GDP佔全球之16%,直接佔據RCEP總量一半以上。

據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除印度之外,中國僅在2018年,即對RCEP其他14個國家貿易總額超1.3萬億美元,其中出口達到6,200億美元,進口達到7,600億美元,佔中國整個貿易總額的約三分之一;中國對14國投資達160億美元,吸引區域內外資達140億美元。這一體量意味着就算北京不主動尋求RCEP相關機制、協議或談判的主導權,但考慮其經濟體量及容量,中國一旦進入,即自動成為這一以經濟為導向的協議的核心。

力量轉移中的美國

當然,面對中國的推動力,也有部分勢力與之相抗,這其中最突出的莫過於美國和印度。對美國來說,這種抗拒可能更多來自於政治領域對力量轉移的憂慮,而非單純的經濟問題。

其實,中美之間的這種趨勢是早就可以預料的。2019年10月5日出版的日本《東洋經濟周刊》雜誌刊登了一篇《超越美國後的緊要關頭》的長篇評論,這篇文章援引了三菱綜合研究所的調查數據,並認為中美在2027年有可能出現國民生產總值(GDP)的逆轉超越。

文章提出了一個尖鋭的觀點:即隨着中美位置發生逆轉,各種問題也將在此之前先後出現。簡言之,中美兩國即將進入衝突頻發的階段。幾個月之後,2020年間的中美關係就印證了這一推斷。在2020年1月,還有一些保守學者撰文,認為中國正在以經濟力量採取對美國的「新冷戰」態勢。

美國各地民意的躁動與撕裂被大選加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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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11月的大選前,特朗普(Donald Trump)當局對中國企業的措施添加了太多附帶政治因素的手段。9月15日,美國商務部還以限制華為公司獲取「美國軟件和技術」為要挾,試圖將其封殺,此後,美國當局還對短視頻軟件程序TikTok和WeChat採取了嚴防死守、斬盡殺絕的措施。此外,在《港區國安法》通過後,美方終止了與香港的引渡條約,削減了其他商業關係,還要驅逐「有中國軍隊院校背景的數千名中國研究生和研究人員」,進而要對參與頒佈《港區國安法》的中國政府官員和金融機構實施制裁。

但這種手段也存在着基於中美力量轉移的前提:以阿查亞(Amitav Acharya) 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是力量轉移的體現,在美國國內政治環境中,特朗普當局此前的手段被視為對此前歷任總統意識形態、外交政策方法的逆反,特朗普政府認為,從克林頓(Bill Clinton)到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前任總統奉行的與中國接觸的政策是錯誤的且失敗了。當中國追求更加積極的全球外交政策,並使之與其實力和資源的增長相稱時,美國的「擔憂」其實正在加劇這一進程。

此外,從特朗普到拜登(Joe Biden),兩黨勢力在美國全球收縮上的認識存在着一致性。這也是美國高層對當前力量轉移態勢的應激認知。

中美貿易戰固然讓北京見證了特朗普(左)的反覆無常。但他這種對外國強硬的態度也是美國收縮最明顯的表現。(路透社)

特朗普政府看似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做了蠢事,但其反全球化、反多邊主義、重塑地區盟友、攪亂原有格局的做法終究以美國國家利益為出發點,避免他國借美國建立的國際體系「搭便車」,並集中精力與資源追求對等。其行為客觀效果固然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影響力,但從目的上看,它是美國戰略收縮態勢的客觀反映,只不過因為行動幅度相對過大,以致顯得失序。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特朗普在任期間留下的全球撤退的態勢是拜登樂於見到的。此前在大選期間,拜登一再發誓要結束美國「無盡的戰爭」,在特朗普繼續削減美軍在阿富汗等地駐軍之際,拜登在未來嘗試斡旋沙特,結束在也門的戰爭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就連許多共和黨參議員也深以為然。

事實上,美國社會的對立也要求未來的拜登當局進一步收縮對外態勢,彌合內部矛盾。在此前的四年間,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温和派、一般共和黨人與反對特朗普的自由派、温和派、一般民主黨人之間的態度也出現了嚴重的撕裂。加之美國今天的分歧由來已久,經濟和種族的不平等影響了美國幾代人。這種局面意味着即便拜登呼籲美國人攜起手來「同不公正和不平等、仇恨和恐懼的共同敵人搏鬥」。但「克服分歧、重燃希望」對當下的美國可能仍是一個加劇矛盾內化的重要細節。

印度抗拒變革的原因

同理,發生在印度的「抗拒」也與政治因素有關。譬如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對RCEP的沉默並非在於印度拒絕經濟助力,反對國際資本。

新德里的示威者逐漸在莫迪面前露出真實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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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印度人民黨」(BJP)政府為確保「印度優先」而採取的冒險手段。它不僅僅與中國有關,其的核心在於新德里能否從國際資本的衝擊下保護民族產業、保護經濟命脈。

RCEP是以東盟十國為原點,以中國為首,日、韓、澳、新乃至東盟各國均垂涎而來的大型貿易集團。由於印度製造業能力弱,關稅比RCEP締約15國要高,在RCEP大部分國家希望印度對92%的進口產品削減關稅,印度卻只希望對少數國家的85%的進口產品削減關稅之際,雙方的矛盾就很難調和。

此外,印度在原材料和成品供應方面對中國為代表的外界的的依賴仍然太高。譬如印度約45%的電子產品、90%的手機零部件、65%至70%的成藥中間體、三分之一的機械和近五分之二的有機化學品進口自中國。面對中國等國在化工行業的成本與技術優勢,印度廠商至少需要10年時間提升技術水準並迎頭趕上。這使得新德里在這場改變世界的變化中其實是缺少力量的。

因此,雖然印度當前可能仍是急需RCEP的。加入RCEP協定。意味着印度參與到全球高端產品的供應鏈中。而更多地加入國際市場,恰恰可以彌補國內市場的低迷走勢。但經濟體量相對較小的印度仍得出了「不應加入任何不利於農民和企業家利益的國際條約」的結論。

從2019年以來,印度在RCEP問題上的變遷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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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對莫迪當局來說,該國比起加入各種全球性的國際條約,更要緊的莫過於儘快改造國內的工業、農業體系。這也是莫迪當局的當務之急。

莫迪不僅想打破印度不完全的土地改革留下的,被佔據多數土地的地主和富農把持的農產品營銷委員會(APMC)系統和在此基礎下的專賣中心的代理人(mandi)制度,還想創造就業崗位,吸收失地農民、農村青壯年等農業剩餘勞動人口。但印度的現狀與新德里方面的良好期待終究存在較大差距。從2005年開始,印度就業率就呈現逐年下行態勢。

此外,印度還缺少可應用於製造業的專門人口。由於印度近70%的適齡勞動人口只接受過小學教育,金融、軟件等第三產業又不能消化多餘勞動力,這就要求印度必須加速其工業化進程,哪怕只是為了大量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這就迫使莫迪不得不採取一種近乎於驅狼吞虎的手段:他需要可以信任的外力來衝擊相關體系,而莫迪當局在阿達尼集團(Adani Group)、安巴尼家族(Ambanis)等國內大財閥協助下展開的行動,就顯出了其侷限性之下急於求變的一面。

當然,上述大環境只是2020年全球力量轉移進程中相對突出的一面。但這對於北京的意義已經足夠明顯。面對力量轉移的客觀進程與趨勢,北京正在強調自己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維護和完善國際多邊體系」,維護戰後國際秩序。考慮到美國正在越來越遠離這個體系,進而「給國際體系造成巨大傷害」,這也意味着北京似乎已經抓住了國際力量轉移的進程中得來不易的機會。隨着中國正在國際秩序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也具備對現行國際體系進行補充和完善的能力。繼續維持這一角色將有助於中國在2021的時局圖中繼續確保相對有利的位置。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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