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口疫下現「死亡交叉」 文在寅生育政策為何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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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對各國社會方方面面造成巨大衝擊,已是無需贅述,對於出生率低下的東亞三國來說,疫情還帶來了額外的次生災害,即加劇了人口危機。以韓國為例,該國2月24日公布了去年觸目驚心的人口數字,指新生兒數量大跌10%至27.2萬,全國人口首見萎縮,女性生育率也繼續創造全球新低。曾矢言動員一切政策手段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的文在寅政府,也不得不在上月承認「難以在不遠的將來逆轉這一趨勢」。

韓國官方數據指出,該國2020年新生兒數量較上年大跌10%至27.2萬,同時死亡人數上升3.4%至30.5萬人,導致該國自1970年有記錄以來首次出現人口萎縮,即人口學家所稱的「死亡交叉」(dead cross)現象。

同時,韓國總體生育率(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總數)降低13%至0.84,連續三次刷新全球最低記錄,這遠低於國家保持健康人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也不及少子化嚴重的代表性國家日本(1.37)。且由於疫情影響至少持續至2022年,政府預計屆時生育率會進一步下滑至0.72或更低。這樣一來,韓國預計在2025年進入超老齡社會(65歲以上老人佔全體人口20%)、預計在2045年老齡化程度超過日本冠絕全球的節點也可能提前。

這無疑宣告文在寅政府人口政策失敗。事實上,儘管他矢言動員一切政策手段解決低生育率問題,但自他2017年執政以來,韓國生育率卻打破了2002年至2016年維持在1.2附近浮動的動態平衡,從2017年的1.05、2018年的0.98、2019年的0.92一路下跌至如今的0.84。疫情雖然導致婚禮舉辦數量降低、夫婦因經濟問題或疫中求醫不便而推遲生育計劃、女性對未來的不安定感加強從而降低生育意願,但整體來說只是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並非生育率持續下跌的主因。

韓國生育率自文在寅2017年執政以來連年下降。(韓國國家統計局)

而韓國人口危機激化至此,部分原因固然有往屆政府政策失誤遺留下的不利形勢,包括全斗煥80年代提倡獨生子女政策造就的男女比例不平衡(1990年達到新生兒男女比例115:100的高峰),而這一代正好是如今的適婚年齡;以及女權主義、不婚主義等社會思潮崛起;但更重要的,還是文在寅政府未能及時調整人口政策、緩解房價飆升和年輕人就業問題。

加強補貼來得太遲

在文在寅上任前,韓國生育率穩定在1.2左右,而這是政府自2006年以來每五年發布一次《低生育及老齡社會基本規劃》,每年(至2019年初)補貼給懷孕母親、新生兒、新婚夫婦和日間托兒中心等累計補貼共152.9萬億韓元(1,000韓元約合7港元)的結果。

自稱女權主義者的文在寅上任後採取了較為溫和的路線,即注重給職場女性提供保障,以減少其不得不在前途和生育二選一的現象,而不再像朴槿惠那般過分急切「催生」:朴政府甚至在2016年一度製作了能即時顯示全國各地區生育率和育齡婦女數量地圖,希望激起各地區之間的生育競賽,但在反對聲浪後撤下。

不過,儘管他上任初期再三強調要把握住扭轉生育率的最後窗口,但並未有大動作。在生育率連年快速下降的情況下,文在寅政府直到去年12月才遲遲出台大力加強補貼的新規劃,包括從2022年起追加200萬韓元的生育補貼;將0至1歲嬰兒家庭補貼從每月20萬韓元分三年增至50萬韓元;新設「3+3育兒假」制度,即父母雙方在為未滿一歲的子女申請3個月育兒假時,最高可獲每月300萬韓元的津貼等等。不過,這一措施在2022年才生效,短期內也無法挽救生育率急降的趨勢。曾有觀察者2019年就指出,文在寅應該將放在朝鮮半島上的精力早早轉移至人口問題。

另外,補貼固然能舒緩新手父母的財政問題,但也難以顯著提高女性的生育意願,因為家庭依然面臨「生得起但養不起」的問題。據《朝鮮日報》報道,影響韓國女性生育的主要原因是子女教育成本過高、年輕人就業難以及房價高漲,而在文在寅任期內,上述問題都在不斷惡化。

韓國預計在2025年進入超老齡社會,圖為韓國京畿道長者坐在公園內。(美聯社)

未解決多項民生問題

首先,韓國的教育和就業問題都在加速。一方面,家庭的教育投資不斷增長,統計資料顯示2019年韓國小初高學生月均課外補習費用達到32.1萬韓元(折合約2,200港元),比起2016年的25.6萬韓元增長四分之一,許多家庭比起養育二胎,更傾向將現有資源集中押注在獨生子女身上。

而另一方面是資源的錯配,韓國四分之三求職人士上過大學,遠高出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值44%,但僧多粥少,就業市場無法供應足夠高品質崗位。把持韓國經濟的財閥熟知在不增加僱員的情況下增長收益的方法,250人以上的中大型企業僅提供整個勞動力市場13%崗位,為OECD倒數第二,相比之下該比例在日本達到47%。無法尋到滿意職位的畢業生要麼繼續深造,要麼發揮其考試特長,年復一年地考公務員和法學院等,文在寅執政期間大量擴招公務員(直到2019年已擴招9萬人)的政策就引得大批畢業生摩拳擦掌備考,願意為此付出三、四年光陰者並不少見。

而由於立業之前難以成家,因此社會整體婚育年齡都在不斷推遲。疫情更是惡化了年輕人就業問題,韓國去年20至29歲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率達到9.1%(高於朴槿惠執政初期的不到6%),四分之一畢業生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自然也不會有生育意願。

韓國年輕女性普遍面臨沉重的就業和房價負擔,不願生育的想法十分流行。(路透社)

更棘手的還是房價問題。文在寅上任初期矢言打擊炒房囤房,讓居者有其屋,但在23輪限制房價措施出台後,首爾公寓房價中位數反而飆升七成至10.4億韓元,飆升速度冠絕全球。

其中固然有朴槿惠政府遺留下的房地產過熱問題,她執政期間為了振興金融危機後疲軟的樓市,放寬房貸申請、給民眾諸多置業優惠等,任期內首爾公寓房價中位數上漲23%。但也有文在寅的判斷失誤,他集中打擊擁有多套房產的囤房者,希望通過大幅提高持有稅、印花稅和轉賣的利得稅等逼其拋售房產。但政府沒有直接從根源上頒布限購令,且央行在疫情前就開始降息,導致熱錢不斷湧入房地產,造成房價上漲。而不少中產階級或是投機、或擔心未來更多限制措施而恐慌性購房,進一步抬高房價,導致打算組建家庭的新婚夫婦難以上車。

而韓國社會普遍認為結婚之前需要買房,韓國經濟研究協會(Kore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去年民調指出,每月付房租者比有房者結婚可能性低65%。另外,本來韓國新婚夫婦除了購房外,還可通過「傳貰」方式租住新屋(即一次性給房東支付房價六七成左右的抵押金,卻不用另付租金,且能在合同到期之後全數取回押金)。但文在寅政府2020年7月通過的嚴格租賃法,規定房東只可收取房價5%的抵押金,這原本旨在打擊房東拿抵押金繼續炒房,但導致市面上以「傳貰」方式放出的房源急速減少。房地產大數據公司Asil指出,在新法實施後半年,首爾的「傳貰」房源減少了46%。在沒有安定住所前,結婚和生育意願自然不高。

整體來說,文在寅政府人口政策的失敗,還是歸結於他未能解決諸多民生問題,教育資源的充足與就業市場不匹配導致青年失業率高企,越發嚴重的房價問題也顯著壓低了生育意願。在這種情況下,再多懷孕和幼兒期間的補助都不過杯水車薪,也會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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