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2+2對話何以不同尋常?

撰文:紀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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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及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將於3月18日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Anchorage)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及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舉行會晤。

本次會晤備受外界關注。這是拜登(Joe Biden)政府上台以來兩國高官的首次會晤。此次會晤的特殊還在於地點——阿拉斯加,既非美國的政治中心華盛頓也非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更不是楊潔篪與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2020年6月會晤的夏威夷。

2020年6月16日至6月17日,楊潔篪同蓬佩奧在夏威夷舉行對話,當時會談的地點曾一度引發解讀。(Twitter@SecPompeo)

出席此次會議的中美官員也不同尋常。楊潔篪和王毅同時出訪一個國家的情況比較罕見。同樣,負責美國外交的布林肯和沙利文此前也沒有同時出席類似的會晤,比如布林肯即將訪問日韓出席「2+2」會談,一道訪問的是防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沙利文並不在列。

從以往中美的交流來看,這樣的「2+2」外交模式也非常之少見。比如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時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美國代表是時任美國國務卿和財長,中國代表是時任國務委員和中國副總理。

2016年6月6日,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七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在北京舉行。(從左至右)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時任美國國務卿克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和楊潔篪出席開幕式。(Reuters)

中美如此特殊的會晤顯然是意識到了溝通與交流的必要性。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眼中「最大的挑戰」,而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末期,中美之間的溝通幾乎全面停擺。對建制派精英拜登來說,中國是美國要面對的挑戰,也是需要溝通的大國。建立一定的溝通渠道是必要的,中美此次的新模式很可能就是一種嘗試。

畢竟從小布殊(George W. Bush)時期起,中美就建立了定期的高層對話機制——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奧巴馬上台後將這一對話機制改為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後來還有同期舉行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特朗普政府初期與中國也建立了中美外交安全對話、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美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中美社會和人文對話四個對話機制。

特朗普政府時期,尤其是後期,因為疫情和大選的因素,中美的各種對話機制停滯。圖為201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左二)在華盛頓主持第二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後,同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左一),以及蓬佩奧(右二)和時任國防部長馬蒂斯(右一)共同會見記者。(新華社)

中國外交部3月11日發布的通吿稱中美將舉行「高級戰略對話」,這就讓人猜想兩國是否會建立類似的高層對話機制。

但這一說法遭到了布林肯的否認。他3月11日強調此次並非「戰略對話」(This is not a strategic dialogue),並且「在這個時刻,美國還無意展開這樣一系列的接觸」。

拜登政府在與北京的溝通上依然十分謹慎。一方面,美國現在的政治生態決定了拜登調整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政策不能過快,可以看到,拜登延續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中美貿易戰、對新疆問題的定性等。拜登上台後貿然與中國的關係迅速升温將面臨國內的掣肘與抨擊。

另一方面,拜登的對華政策仍未成形,採取特朗普式的對抗、脱鈎不現實,而與北京的競爭又不可避免,這個尺度需要權衡、拿捏,而不能操之過急。現階段,中美需要重新溝通、磋商,以找到相處之道。這也是布林肯為何強調「雙方之後如果要持續接觸,美國必須要看到中國在解決我們所關切的問題上,拿出實質進展與具體成果」。美國需要邊走邊看,逐漸磨合出一套應對中國的策略與戰略。

對於中美來說,雙方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於兩國打交道已久,拜登更是有着多年與北京打交道的經歷,陌生在於對接下來中美該如何認識彼此、推進兩國關係仍需要雙方在試探中接觸。楊潔篪、王毅與布林肯、沙利文的這次會晤就可以看成是一種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