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笑話是，如果你是印度人，那你不能在美國當首席執行官。現在的笑話是，如果你不是印度人，那你不能在美國當首席執行官，無論是谷歌、微軟還是星巴克，印度人都來到這里做出了巨大貢獻。」美國駐印度大使加塞蒂（Eric Garcetti）曾經如此說道。

確實，財富500強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中，超過十分之一都是在美國學習的印度移民。目前全球半導體市值前十的企業中，華人已掌控英特爾、英偉達、AMD、博通四大硬件巨頭；而印度裔則盤踞微軟、谷歌（Google）、Adobe等軟件生態要塞。

值得觀察到的變化是，就在三年前，矽谷還彌漫著「印度經理人奇跡」的說法。Google CEO皮柴（Sundar Pichai）、微軟CEO納德拉（Satya Nadella）、IBM的CEO克里希納（Arvind Krishna）、Twitter（現稱X）前CEO阿格拉瓦爾（Parag Agrawal）等印度裔高管佔據科技界「半壁江山」。

然而，近年來，在大裁員潮下的矽谷，微軟、Google、X等企業都辭退不少印度裔的高管。其中，星巴克的印度裔CEO納拉辛漢（Laxman Narasimhan），上任不到一年半，也被公司開了。馬斯克一接手Twitter後大裁員削減開支，印裔CEO阿格拉瓦爾，連同在印度的大批工程師都飯碗不保。一時之間，美國的這些大公司好像在「針對」印度裔的高管。

一個大背景是，根據研究服務機構exechange.com的統計，截至2024年上半年，在 Russel 3000指數企業中離職的191名CEO當中，有74名屬於被解僱或被動離職。Exechange.com通過分析公開資源以跟蹤高管變動，並發現這是自其2017年起開始跟蹤CEO離職趨勢以來，同時期內高管下台人數最多的一年。

Exechange.com創始人Daniel Schauber在採訪中表示。「在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下表現不佳的CEO顯然正被非常嚴格地撤換。」

年初至今被迫下台的CEO數量（所有數字均統計至8月13日）：

那麼，為什麼似乎這輪淘汰印度裔尤甚？雖然沒數據表明美國企業針對印度裔高管進行徹換，但由於印度軟件工程師、高管本身在美國科企比例偏高，在經濟下行大裁員的情況下，「受災」情況自然較嚴重。追本溯源，為什麽這麽多印度裔擔任美國科企高層？

印度裔人口僅佔美國人口的 1%，卻佔矽谷勞動力的6%。美國發放的H-1B 簽證（外國人工作許可證）中有70%以上發給了印度軟件工程師，西雅圖等城市的所有外國工程師中，竟有高達四成來自印度。

總結網路上稱讚印度人的職業作風：「他們更喜歡討價、更喜歡有攻擊性的爭取資源、更重要的是他們匯報能力很強。加上印度由於被英國殖民過幾百年，都說英語，所以有溝通上的天然優勢。對於很多外企，印度長期殖民狀態下的文化和語言與英美基本沒有差異，優先提拔印度人也不意外。」

擁有印度血統的企業家 Ajaz Ahmed也自己總結了以下答案，其中一半跟印度的文化和教育相關。許多擔任高層職位的人都有著相似的背景：他們在印度長大，在該國著名的技術和管理學院學習，然後來到美國攻讀研究生。

塔塔集團前執行董事、《印度製造經理人》一書的合著者R Gopalakrishnan 表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印度一樣，以如此鬥士的方式訓練如此多的公民。」他引用印度著名企業策略家C K普拉哈拉德的話補充道：「從出生證明到死亡證明、從入學到就業、從基礎設施不足到能力不足，在印度長大的印度人能夠成為“天生的管理者”。」

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IIT）素來是美國科技界人才搖籃，在印度有流傳一種說法：「當你一隻腳踏入IIT，另一隻腳也就踏入了美國矽谷。」該校校友會畢業生佔據美國科技界要職的比例，堪比常春藤盟校之於華爾街。而後這些印度裔學生留在美國，一路晉升到管理高層。

他們積極的學習態度與雄心勃勃的未來規劃往往始於家庭。在印度文化當中，知識是最寶貴的財富。最新數據顯示，印度每周的平均閱讀時間居全球首次（超過10個小時），而英國和美國甚至沒有進入前20名。對於出生在印度的人來說，移民美國的門檻非常高。美國企業中印度人隨處可見，他們必須是精英中的佼佼者才能永久居留。

而且印度人很傾向於管理崗位。印度理工學院的精英教育打底，再造美國哈佛、沃頓（Wharton School）等頂級商學院的深造補足戰略思維與資本運作能力。這種「技術+管理」的背景，使他們既能理解技術細節，又能從商業全局出發制定決策。反觀華人傳統教育中的「訥於言而敏於行」，在傾向強調自我營銷的美國職場成為桎梏。

印度國內的激烈競爭，加上社會混亂無序，造就印度尖子的解難能力，而且印度精英傾向把職業放於首位——即更願意加班，在美國職場也更吃香。印度每年培養150萬工程師，其中頂尖的2%通過印度理工學院的「地獄級」篩選——錄取率低至0.02%，遠低於麻省理工的6.7%。這些精英中的80%選擇赴美，並在矽谷編織起人脈網絡。

但也許當印度裔高管數量突破某個臨界點，「抱團文化」開始被視為威脅。比如X前員工透露，阿格拉瓦爾任內推出的「超級關注者」計劃，開發成本高達千萬美元，最終活躍用戶不足三位數。印度裔高管深諳「影響力」（impact）的遊戲規則：與其埋頭修復影響用戶體驗的bug，不如推出能登上科技頭條的新功能。馬斯克收購X後，發現80%的服務器資源消耗在「幾乎無人使用的花哨功能」上，而核心的信息流算法三年未更新。這種重包裝輕實質的策略，在資本狂熱期尚能奏效，卻在經濟下行周期現出原形。

當世界發生變化時，矽谷的文化熔爐自然也在發生變化。正如開文時說，全球半導體市值前十的企業中，華人已掌控英特爾、英偉達、AMD、博通四大硬件巨頭，而印度裔則盤踞微軟、谷歌、Adobe等軟件生態要塞。華人工程師的崛起，延續著東方文明「垂直深耕」的傳統——從科舉制的「專精一藝」，到半導體產業的「技術縱深」，本質上是對「庖丁解牛」式專業主義的信仰。

四大芯片巨頭集體「華人化」，也許不是一個偶然——全球科技競爭進入新階段，也凸顯出了矽谷的認知正在重塑——與華人務實的工程師基因，與當下硬科技時代的需求契合嚴絲合縫。實際上，當「領導力」淪為PPT包裝術，當「多元化」變成身份套利工具，當職業經理人與企業利益深度割裂，任何族群優勢都可能瞬間逆轉。

真正的啟示在於：在重構生產關系的今天，無論是印度裔的演講或管理天賦，還是華裔的技術執著，都需回歸商業的本質——創造真實價值。畢竟，資本市場永遠在尋找下一個增長故事，而所有泡沫終將面對現實的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