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在加速摧毀「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撰文:高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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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世半導體(Nexperia)東莞工廠的車間裏,技術人員正在搶修被遠程切斷的系統,而歐洲汽車工廠的流水線旁,工人們則在焦急等待可能永遠不會送達的晶片。

與此同時,安世半導體荷蘭總部卻忙着全面切斷東莞工廠的系統權限,生產數據無法調取、ERP管理系統癱瘓、研發技術支持中斷。

本月,荷蘭看守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依據一項冷戰時期的《物資供應法》(Goods Availability Act),首次動用該法接管了中資安世半導體位於荷蘭的總部。此舉顯然受美國特朗普政府壓力——意在限制中國獲取高端晶片技術。

當然,自知惹下事端的荷蘭經濟事務大臣文森特·卡雷曼思(Vincent Karremans)更為焦躁。目前荷蘭臨時政府處境尷尬,之前的聯合政府已分崩離析,看守內閣正處在一個非常特殊且脆弱的時期。由於聯合政府中的兩個政黨先後退出,導致內閣出現大量職位空缺,留任的部長們臨時兼任多項職務,以維持政府的基本運轉。卡雷曼思沒想到自己居然成為了看守內閣的「明星」。

在對外宣佈控制中國母公司聞泰科技(Wingtech)旗下的安世半導體後,這位大臣頻繁接受訪問。他一邊向媒體解釋這是出於「國家安全」考慮,一邊又急忙安排與中方官員的會面。他對外宣稱:「我們願意就後續合作展開對話」,甚至將高管變動歸因於「企業自主決策」。

這正如美國面對中國近期實施的稀土與技術全球「長臂管轄」,特朗普政府完全沒有想到中國會如此大動干戈,從總統到部長展現出的慌亂表明政府沒有應對預案。在美國代表的西方國家思維中,它們依舊認為訓斥與制裁非西方國家是它們的「獨特權力」,中國等國家最多在外交辭令上強烈抗議一下罷了。

華盛頓的獨裁正在摧毀西方的根基

荷蘭政府試圖用法律外衣包裝其對安世半導體的干預。荷方聲稱,這是依據1952年頒佈的《物資供應法》採取了這一「極為例外」的決定,原因是公司內部存在「嚴重的治理缺陷」。荷蘭企業法庭並據此迅速裁定,暫停聞泰科技實控人張學政在安世半導體的職務,並任命了一名臨時管理人。

表面上,這是一次依法行事的標準操作。但荷蘭法院隨後公開的文件卻揭示了另一番圖景:文件顯示,美方向荷方提出更換安世半導體中方首席執行官及「調整治理結構」等要求。今年6月12日,美國商務部與荷蘭外交部的一次會議記錄明確顯示,美方將「撤換中國籍首席執行官」作為安世半導體能否從美國「實體清單」豁免的先決條件。

荷蘭看守內閣經濟事務大臣文森特·卡雷曼思(Vincent Karremans)完全沒想到自己居然以這樣方式成為了臨時政府的「明星"。(資料圖片)

荷蘭政府的行動,在時機與內容上與美方要求高度吻合。法律文本之下,很難否認這「純屬巧合」。當「法治」淪為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公司治理」成為選擇性執法的藉口,荷蘭政府此舉便與西方一貫宣揚的「契約精神」和「市場原則」構成了一幅自我諷刺的漫畫。西方正在將一貫所嚴厲抨擊的「專制獨裁」行徑,奉為其打壓競爭對手的實際準則。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明確指出,荷方此舉是美「穿透規則」(Piercing Provision)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的明顯例證,美方的「穿透規則」是加害中企的始作祟者。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建立的一套中立、普適的商業法律框架,現在可以隨時被激活、被扭曲,用以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箱。

荷蘭在這一事件上匪夷所思的行為,與美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從刻意打壓中國的華為公司開始,美國就在要求它的盟友國依據它的政治指令行事,來自華盛頓的威權陰影就一直籠罩在歐洲上空。

當中國開始大力反制時,歐洲的無奈只能透過毫無邏輯的辯解來回應。面對中方反擊後全球汽車供應鏈的劇烈震盪,卡雷曼思迅速改口,聲稱「外部顧問制定了這個計劃」,「荷蘭政府對這個計劃不知情,也沒有這個意圖」。這種將關乎跨國企業生死的重大決定歸咎於「外部顧問」和「企業內部程序」的說法,清晰地暴露了荷蘭政府在巨大壓力下的慌亂與失據。

中國的反擊為何讓西方難以適應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和歐盟,似乎非常不適應中方的對等反制。他們習慣於揮舞制裁大棒,卻在中國舉起盾牌與長矛時表現得驚訝不已。這種不適,源於一種深植於冷戰後歷史敘事的思維定勢:懲罰與制裁是西方獨有的特權,是「自由世界」治理「不守規矩者」的天然權力。

然而,中國的一系列行動正有力地打破這種一廂情願的想象。

西方的「不適應」,本質上是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作為全球規則主導者的霸權慣性,它們認為訓斥與制裁非西方國家是它們的「獨特權力」。(資料圖片)

稀土領域的反制便是明證。中國近期擴大了對稀土物項與稀土技術出口的管制,引入「許可制」審查體系,並設定了低至0.1%的含量標準。這意味着全球範圍內幾乎任何含有中國稀土成分的產品,都須接受中國合規審查。《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宣稱,這種設計實現了對美國「長臂管轄」的對等反制,堪稱「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現代商業版。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勇指出:「中國的反制不是情緒化的,而是制度化、法治化的。這種『以規則對抗霸權』的姿態,體現了一個大國的成熟與剋制。西方必須認識到,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裏,制裁不再是單向的武器。」

西方的「不適應」,本質上是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西方作為全球規則主導者的霸權慣性。它們習慣於中國作為全球化最大的接受者,卻尚未準備好接受中國作為規則塑造者和權力行使者的新角色。當中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時,西方感受到的不僅是經濟上的壓力,更是心理上的巨大落差。

有英媒的一篇評論就坦誠地承認:「北京正在制定一項戰略,與美國的策略出奇地相似,幾乎是逐頁照搬……這標誌着全球商業治理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新階段。」

近些年來,美國一直認為他們對中國的認識與威脅了解已經相當全面,但近期發生的種種事件,或許會讓它們再次深刻反思,不能再從本位角度一廂情願的來看待這個兼具綜合實力的龐然大物了。因為中國已從一個所謂西方規則的接受者,轉變為全球秩序堅定不移的重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