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一開年，特朗普（Donald Trump）領導的美國就開啟了「狂飆」模式。1月8日，特朗普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更是直言，「作為美國總統，我不需要國際法，唯一能限制我的是我自己的道德標準」。這番話歸結起來就是四個字：我即規則。

一段時間以來，特朗普在所謂「自己的道德標準」指引下，在全球多個領域同時發難。

首先是頻繁發起軍事打擊。自去年12月19日起，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和敘利亞政府授權的情況下，美軍以反恐為名，對敘利亞中部地區發動了多輪「鷹眼打擊行動」。隨後，特朗普以「政府迫害基督徒」為由，下令空襲尼日利亞西北部所謂的「伊斯蘭國」目標，造成大量人員傷亡。今年1月3日，美軍又發起「絕對決心」行動，突襲委內瑞拉首都並綁架了馬杜羅（Nicolas Maduro）總統夫婦帶回美國。

這邊特朗普自詡「和平總統」，號稱沒有發動過戰爭，然而美國媒體《紐約郵報》報道，2025年特朗普政府對包括索馬里、伊拉克、也門、伊朗、敘利亞、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在內的七個國家發動了軍事打擊，實施海外空襲行動更有幾百次，密集程度再創新高。只不過特朗普將傳統戰役換成了突襲戰。

這是特朗普的「算計」。美國憲法明確規定，發動大規模戰爭須國會授權，需經歷多邊協商與繁瑣手續。而特朗普的突襲式用兵模糊了「戰爭」與「執法」的界限，將軍事突襲包裝為「跨境執法」或「反毒行動」，以「維護國家利益」「應對緊急威脅」為由，依託憲法第二條賦予的總統行政權力，直接授權快速行動。另外，二戰以來，美國陷入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長期戰爭泥潭，不僅耗費巨額軍費，還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國內反戰情緒持續高漲。突襲式用兵規避了戰爭資源消耗，又維持了霸權地位。從亞洲、非洲到拉丁美洲，特朗普的軍事行動嚴重違反國際法，本質上就是肆意妄為、想打就打的侵略行徑。

其次就是隨心所欲的干涉他國內政。去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公然違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一個月內連續推出兩筆對台軍售」。其中，12月17日宣佈的軍售計劃總額更是高達111.054億美元，創下了1979年美出台所謂「與台灣關係法」以來單筆對台軍售的最高金額。近期，伊朗爆發近年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波及範圍最廣的內亂，國內形勢十分嚴峻。特朗普趁機對伊朗發難，趁你病要你命，試圖運用經濟戰、心理戰、軍事戰、反恐戰等多種手段，顛覆伊朗政權。更不要說，在綁架了委內瑞拉總統之後，有恃無恐的就「自然」接管了委內瑞拉石油。

同時，肆無忌憚爭奪航道。特朗普將關鍵航道與航行自由視為維繫全球霸權的命脈，為此不惜突破國際規則，試圖用單邊行動鞏固並擴張美國的「海上霸權」。1月7日以來，美國以涉嫌違反制裁法令為由，在公海海域武力追擊、攔截扣押了十餘艘懸掛第三國國旗的大型商業油輪。美國將國內法效力強行延伸至公海，並以軍事力量強制執行單邊制裁措施，粗暴踐踏了國際法公認的「航行自由」原則。與此同時，特朗普多次公開宣稱，美國將通過出資購買、簽署協定、軍事搶奪等途徑「擁有」整個格陵蘭島，進而全面掌控北極地區的關鍵航道。這不，特朗普宣稱將對8個反對其收購格陵蘭島的歐洲國家加徵10%的關稅，數月後還將增至25%。

退群毀約更是近乎瘋狂。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秉持「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愈發將多邊主義視為推行全球戰略的障礙，開始瘋狂地退群毀約。1月7日，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宣佈退出66個國際組織與協定，涉及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多邊治理、公共衛生等領域，規模堪稱史無前例。從「零散退群」到「系統拆台」，特朗普掀起的新一輪「退群潮」不僅公然違背國際法與國際承諾，更從根本上侵蝕了全球多邊治理體系的根基。

還有就是最大規模的移民限制，一紙禁令鎖75國。通過將移民問題與公共福利濫用、國家安全風險等議題深度綁定，政府得以進一步爭取保守派選民支持，積累政治支持資本。

很顯然，經濟層面的算計被包裝成此次政策出台的重要推手。美國政府宣稱，來自這75個國家的移民申請人，入境後極有可能成為公共負擔，佔用地方、州及聯邦政府的公共資源。但實際上顯然是政府刻意迴避此類客觀數據，本質上是將國內公共財政壓力轉嫁至移民群體，以轉移社會對經濟矛盾的關注。更為了掩蓋地緣政治考量賦予此次禁令強烈的針對性。

受限名單中既包含俄羅斯、伊朗等美國傳統地緣政治對手，也涵蓋巴西、泰國等原本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簽證政策已被異化為美國施壓他國、維護地緣優勢的外交工具。對俄羅斯的簽證限制，延續了兩國在軍事、經濟、科技等多領域的對抗態勢；對伊朗、敘利亞等國的封鎖，進一步強化了對非西方陣營的孤立；將巴西、哥倫比亞等拉美國家納入其中，則反映出美國對區域影響力弱化的焦慮。不論如何，這樣將人員跨境流動政治化的做法，打破了簽證政策應有的中立性，嚴重侵蝕國家間的外交互信。

這目不暇接的動作，特朗普一系列野蠻霸道的行徑，既是「美國優先」異化為「美國唯一」霸權邏輯的集中體現，也是國際關係從「規則至上」向「實力至上」退化的現實寫照。這就是在宣告，回歸叢林法則。地產商出身的特朗普，奉行「利益至上」，篤信「強權邏輯」，慣用「交易策略」，習慣並享受將商業邏輯、商戰經驗應用於國家治理。作為極致的現實主義者，特朗普大肆推行「新型干預主義」，不再注重美式價值觀的全球輸出，而是追求以最小的戰略成本、更具壓迫力的行動策略，攫取最大的現實利益。這種全新的對外干預模式，本質上是將國際關係徹底「交易化」，把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等各國的核心關切，置於美國的單邊議價框架之下。

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特朗普拋出了「自己的道德標準」，照此邏輯，強權國家領導人是可以完全依據個人判斷來定義是非對錯，而無需受制於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道德與法律準則嗎？

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所言：「權力的極致運用，往往是權力開始衰落的標誌。」或許多年後回望，特朗普「我即規則」的狂妄言論，或許正是美國霸權盛極而衰的歷史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