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席與極化政治:美國亞裔面臨什麼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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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發生連環槍擊事件,造成包含6名亞裔在內的8人無辜喪命。而在此前幾月,全美境內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率便已持續上升。根據加州大學聖伯納迪諾分院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CSUSB)數據顯示, 2020年美國整體仇恨犯罪率下降6%,但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卻激增145%。

此外購槍與練靶數據的上升,亦側寫出亞裔在此氛圍下的不安全感,根據福布斯新聞網(Forbes)報道,亞裔購槍率向來偏低,其雖佔美國人口的6%,但直至2020年初,亞裔男性僅佔槍枝購買者的3.1%,亞裔女性槍也僅佔0.7%;相較之下,白人男性槍支購買者佔比55.8%,白人女性則佔16.6%。然自2020年中起,不少槍枝店、武器裝備店經營者皆在受訪中表示,亞裔客户有漸多趨勢,箇中原因自與「仇亞」氛圍高漲相關。

當地時間2021年3月20日,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發生槍擊慘案後,民眾在集會上高舉標語,呼籲「阻止亞裔仇恨」。(Reuters)

如此不安情緒,在亞特蘭大槍擊案後達至巔峯。3月19日起,美國各地湧現了亞裔人群的示威浪潮。據不完全統計,20日全美至少有19場亞裔示威遊行,21日則至少有13場。其他少數族裔亦有響應,在19日的紐約聯合廣場哀悼集會中,非裔社區與穆斯林社區皆有代表到場支持,21日聯合廣場遊行示威的主題則為「非裔和亞裔團結一致」。此情此景,宛如過往民權運動的年代重返。

此次悲劇雖有疫情催化之故,卻亦體現美式「大熔爐」的深層困境:歧視始終存在,但各少數族裔的分化裂解了反抗力道,致使種族資本主義的陰影盤旋難消。而在美國強盛的繁榮年代,內部的細小衝突瑕不掩瑜;但當曾經的金融、軍事、經濟霸權漸顯疲軟之像,極化政治的張力便會持續放大,塵封已久的族裔矛盾終究破繭而出,「黑人的命也是命」(BLM)如此,此次的亞裔示威亦然。

2021年3月21日,人們在紐約唐人街哥倫布公園參加反對仇恨和種族主義的集會。(AP)

「亞裔」身份的崛起與裂解

由歷史視角觀之,「亞裔」身分並非渾然天成。在法律場域,其直至2000年才正式進入人口普查系統;在民權場域,如此泛民族身份(Pan-ethnicity identity)的主張,乃是華裔、日裔、菲裔等用以爭取權益的鬥爭策略,尤其是1965年移民法改革前,屢起的「排亞」風潮着實猛烈,亞洲移民被迫躲入亞裔的身分羽翼下,尋求生存空間與庇護。

然而移民法改革後,亞裔成了人口增長最快的美國少數族裔,加上東亞經濟的持續騰飛,亞裔內部與美國少數族裔間,逐漸出現了裂隙,且鴻溝與日俱增。

首先,在「排亞」的高壓年代下,各族裔共抗種族主義壓迫,亞裔這般超越性的族群認同尚有市場,更能與非裔、拉丁裔相團結,實踐跨族群的動員;然而移民法規鬆綁後,屈辱的壓迫感漸消,「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遂成各少數族裔的共同宿命。而有鑑於華、韓、日、印移民的精英化,亞裔逐漸在1980年代與非裔、拉丁裔拉開了距離,各方難回過往團結狀態。

2021年3月21日,人們在紐約唐人街哥倫布公園參加集會,譴責仇恨和種族主義。(AP)

其二,亞裔內部的歧異性本就高。以在美拉丁裔為例,其大多共享同一母語: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故能閲聽同樣的移民媒體,對於共同身份意識的形塑幫助極大;然而亞裔的語言與文化歧異性相對高,若非環境壓迫過強,實也不易同其他族裔般,輕易召喚共享的身份意識。故在移民法修改後,其不僅與其他少數族裔拉開距離,亦在內部自我割席。

此外階級的消長亦會促成疏離。過往的美國亞裔人口多為親屬移民,在亞洲經濟尚未起飛的年代,仍有不少人藉偷渡管道赴美;然伴隨中日韓與印度的崛起,赴美留學與工作的亞裔漸成多數,親屬移民的比重不斷下降,留學生與偷渡者間難以共情,東亞移民的階級亦逐漸凌駕於東南亞移民之上,革命情誼終在階級起落前瓦解。

2021年3月20日星期六下午,在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人們在「阻止亞裔仇恨」的集會上游行。(AP)

極化政治狙擊少數族裔

亞裔的身份意識起於種族資本主義的壓迫,卻在政經條件變化下,浮現了內生的階級對立,致使此一身份漸失政治動員力道,但又以標籤形式,貼在每位亞裔的臉孔上,令其在種族主義者的敵視下,顯得格外形單影隻。

上述現象位處承平年代,尚不足以挑動社會的集體焦慮,其或以隱晦但頻發的種族歧視出現,又或以某種反諷式的刻板玩笑,穿梭在脱口秀與單口相聲的隻言片語間;但當社會漸被極化政治氛圍吞噬,包含亞裔在內的少數族裔,便容易成為政客狙擊對象。

細究極化政治的根源,其存在正如種族矛盾,隱而不顯,直到突發事件成了情緒之餌,這才引出水面下的暗流湧動,911事件後的反穆運動如此,新冠疫情後的仇亞犯罪亦然。而此般情緒之所以能有共鳴受眾,關鍵便在美國政府的治理失能。

民主黨紐約市市長候選人楊於2021年3月21日在紐約哥倫布公園參加反對仇恨的集會,向民眾發表講話。(AP)

首先,在美國拓展金融版圖的榮景下,其國內產業鏈不斷出走失血,諸多底層白人勞工頓失生計,政府卻未能出台足夠的輔助就業、重分配政策,健保等機制又被視作「共產主義陰謀」,在推行上屢受掣肘,底層由此持續在煉獄般的生活中打滾,貧困階級因而代代相傳;其二,在此境況下,有心政客與傳媒見獵心喜,紛紛擷取底層白人的怒火為己所用,或換選票、或賺鈔票,致使極右翼言論經歷新聞報導、政客演説的加持後,在社群平台持續發酵,政府卻無力管制,種族仇恨的烈焰由此大加蔓延,成為衝突與犯罪的火源。

前民主黨2020年大選參選人、華裔商人楊安澤曾於《華盛頓郵報》專欄發文,其眼見疫下激增的仇亞犯罪和種族主義,建議亞裔美國人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擁抱並展示自身的American-ness(美國特質)」。此舉除為其招來「討好白人」的批評外,亦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正如911後的反穆運動中,不少印裔美國人、錫克教徒皆受波及般,膚色與頭巾的符碼已然固化,亞裔儘管在政治與階級上相互割席,但在種族主義者眼中,其始終生着類似臉孔。

歸根結柢,美國亞裔居民的困境,既是所有美國少數族裔的鏡像,更是美國治理病徵的隱喻,新冠疫情不過是段偶然的催化,即便疫情褪去,亞裔的困境仍會存續。到頭來,該反求諸己的並非亞裔,而是美國的政治精英與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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