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拜會前戲：應對美國　北京正在下的先手棋

自從2021年3月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不歡而散後，不少國家都在觀望中美再度接觸的進展，因為除了北京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態度之外，這也將展現美國在拜登（Joe Biden）上任後，中美關係調整的方向與力度究竟如何，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勢必深遠。

觀察家們唯一的共識，可以說是中美續談的篤定性。差別只是在於各自將對話擺在什麼樣的戰略佈局當中、以及內政與外交的需要有哪些異同。這尤其涉及到中美對於「對話」的需要、各自戰略構想的實踐，以及後疫世界格局中，中美俄三角關係性質的演變。當然，這些很可能都是漫長時程的議題，不會在一次會談就全部體現、或者把競合內容一次攤開來說清楚。

但是話說回來，中美新一輪接觸絕對是一個巴掌拍不響，雙方都有接觸的理由與需求，不願在此時徹底撕破臉。

首先，從內部社經需求來看，目前正當全球疫情尚未飄散，經濟復甦為各國當務之急，全球化時代的分工體系仍未真正「脱鈎」，在經濟復甦過程中，對於物價穩定和貿易增長的需要，是中美乃至於各國都必須面對的問題。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在2020年副總統辯論會時曾直指特朗普（Donald Trump）輸了貿易戰，她批評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關係，害美國人損失性命、工作，也害美國失去國際地位，換言之，調整對中關係也能夠滿足美國內部防疫跟經濟復甦的政策需求。

這也展現在中美在拜登上台後最先恢復通話的高階官員皆屬經貿領域。如5月底中國副總理劉鶴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琦（Kathrine Tai）通話、6月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與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通話，雙方都強調中美貿易與商務交流的重要性。至於被美國視為財政新血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也有賴於中國的點頭，才在7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得到通過、10月並將進一步討論細節。

其次，就內部政治議程而言，民主黨政府需要找到一條有別於特朗普政府的對中戰略、才能儘快擺脱共和黨的陰影與牽制，近期共和黨籍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於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針對美國與印太地區的關係發表演說，大談中共正成為「邪惡帝國」、並批評拜登政府對中國不夠強硬，也給拜登施加一定的壓力，更不要說特朗普已開始復出造勢，其支持者也未煙消雲散。距離美國2022年的期中選舉也不遠，拜登必須儘快做出成績，迄今坎貝爾（Kurt Campbell）口中仍未底定的對中戰略，不能再「模糊」太久了。

而中國的對話動機雖然不若美國強烈，但也能藉由對話達成內部考量的需求，除了經濟上的「雙循環」仍有賴與美國等貿易伙伴的聯繫外，民間聲浪高漲的民粹思潮也可能會影響、乃至於牽制中共對外決策的理性，此時能與美國稍稍緩和緊張，對於降緩社會激進的對外言論、讓形象「可愛些」，也將有所幫助，2022年將迎來的中共20大，需要穩定的外部環境更無庸置疑。

再者，當前國際地緣政治熱點，也有不少是中美共同關注並深涉其中，而對話將有助於雙方釐清美國新政府的基本立場、擬定相應的行動策略，例如特朗普時期單方面退出的伊朗核協議、還有朝鮮核武問題、乃至於瀕臨崩潰、又可能涉及恐怖主義的阿富汗局勢等等，既有的合作或者磋商機制，中美都是常客，這些情勢一有動靜，必然促使中美接觸。

最後，在戰略上，美國在與中國對話的同時，也與俄國對話，這也浮現出美中俄三角關係的圖景，在特朗普時期，美國最後成為「孤雛」，處於相對不利地位，拜登上任後企圖調整這個位置，迄今已與俄國總統普丁舉行過一次峰會、美中也兩度會談、且美俄又即將繼續會談，對美國來說，跟中、俄分別對談，或許也有助於添加中俄間的猜忌，增添美國的籌碼。

至於中國，雖然認為中俄關系「不是同盟、勝似同盟」，但對北京來說，與俄國的友好畢竟不是基於「理念相近」，現實考量更為重要，基礎就是美國同時反俄反中，但現在既然美國明顯在尋求與俄國改善關係，則北京與美國對話的意願也將會提升，因為一旦落入三角當中的「孤雛」，對北京而言將會是從未面對的困局，與美國對話，一方面可以降低成為孤雛的風險，另一方面亦可以顯示北京尊重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的態度。

儘管如此，中美對話還是有根深柢固的矛盾，因為雙方對外戰略目標差異太大。

固不待言，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目標，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期許，在很多層面要從「韜光養晦」轉為「有所作為」，這會讓既有的二戰後東亞乃至全球國際秩序出現調整的擔憂浮現（憂慮者主要源自美國的盟邦），因而中國威脅論、中國稱霸論此起彼落，中國雖屢屢澄清永不稱霸、不干涉他國內政，仍未能取信於這些懷疑論者，後者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人權指責，更讓北京必須發聲痛斥這些「人權教師爺」，甚至開始反擊，既質疑澳洲軍隊屠殺阿富汗平民、也批判加拿大印地安人寄宿學校虐殺當地原住民孩童的悲慘歷史。

至於拜登政府雖然尚未有清晰的對中戰略，但是美國力圖重建冷戰後由其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是路人皆知，而這個早是傷痕累累，且不能不面對「美國例外論」、「特權論」的掣肘以及中國在許多國際組織和機制上早已具有「話事人」功能的事實，如果不是中國這個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當眾質疑美國不守規則、不遵循國際法，其實美國的所作所為，仍然可以具有很強的正當性，但是中國日益強大，也會給美國自詡「山巔之城」、並對國際秩序跟規則主導的理由大加削弱。

總言之，美中雙方都還是有不能退讓的壓力存在，這是美中此次天津對話的天花板，也是關鍵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仍未重啟根本所在。

中美天津會談前，雙方的小動作頻頻，更可以說明這段磨合過程的漫長性質。例如，美國副國務卿舍曼（Wendy Sherman）起初指名與排名第一的中國副外長樂玉成見面，但中方只願派出排名第三的謝鋒，導致協商一度告吹，不久後美國發布舍曼將訪中與王毅見面，中國外交部卻指出將由主管中美關係的副外長謝鋒和她「會談」，之後外長王毅再「會見」她。雙方顯然都不想在會談前稍有示弱；會談後雙方的新聞稿更是有不少差異，但無論如何，雙方對話意願並未中斷，仍會持續有所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