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通白宮的愛爾蘭・三｜憑藉移民歷史影響全球的蕞爾小島

人口只約500萬的愛爾蘭共和國在國際層面的影響力遠遠超出其國力，其歐盟小國身份的否決權讓愛爾蘭成為全球最低企業稅談判、歐盟碳邊境稅等國際大事中各國的關鍵遊說對象，而美國有3,200萬人自認是愛爾蘭裔的事實更使愛爾蘭在與他國的爭議中獲得美國力挺——對於英國首相約翰遜近來在北愛爾蘭邊檢問題上跟歐盟挑起的「香腸戰爭」（Sausage War，此名源自英國非急凍香腸之能否進口北愛的事端），拜登6月訪英之際就曾為此與約翰遜作過「誠懇討論」。何以一個歐盟小國能登上英美首腦峰會的議程？（系列文章之三）

曾以「我是愛爾蘭的」去回嗆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的拜登，在「挺愛」一事上並非美國政壇的例外。事實上，從列根、老布殊、小布殊等共和黨總統，到卡特、克林頓、奧巴馬等民主黨總統，各人都自稱有愛爾蘭血統——當中，曾向愛爾蘭共和主義新芬黨（Sinn Fein）伸出友誼之手、幫助促成1998年《貝爾法斯特協議》（Belfast Agreement）簽訂的克林頓，更是在沒有歷史文件可證明其愛爾蘭家族關係的背景下認為自己是愛爾蘭裔。

事實上，大部份自認為是愛爾蘭裔的美國人，跟克林頓一樣，與愛爾蘭的實際關係已經極其疏離。根據2020年一項針對年輕愛爾蘭裔美國人的調查，大多數人都從來沒有到過愛爾蘭，而且有高達七成人沒有任何經常聯繫的愛爾蘭親戚。他們的愛爾蘭身份認同，一方面是移民歷史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出於他們自身的文化傳承。

大饑荒中的大出走

愛爾蘭人移民到美國，早在17世紀的殖民地時代已經開始。愛爾蘭本土在16世紀的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時代開始被英格蘭再次入侵，至17世紀就逐漸變成不列顛新教徒的殖民地，將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人變成無地的佃農。因此，最早來到美利堅十三殖民地的多數是作為契約勞工的天主教男性。

到18世紀，祖籍英格蘭或蘇格蘭、卻定居愛爾蘭的新教徒開展了全家移居北美殖民地的潮流。這些人主要來自愛爾蘭北部的阿爾斯特省（Ulster，如今大部份屬於北愛爾蘭境內），較多自認為蘇格蘭人或英格蘭人而非愛爾蘭人，人們主要以「阿爾斯特蘇格蘭人」（Ulster Scots）或「安吉魯愛爾蘭人」（Anglo-Irish）稱呼他們。

愛爾蘭裔與天主教的文化連繫，在美國還要待至1840年代的愛爾蘭大饑荒之後才成形。

在當時的英國體制之下，愛爾蘭的農地多以「離地地主」的方式運作，地主往往住在英格蘭，可能一輩子也沒有到過自己的農地，而農地的經營則主要透過中間人進行，幾乎沒有法律監管他們對佃農的剝削。一個英國政府成立的皇家委員曾在1843年開始對愛爾蘭的情況進行過調查，調查報告指愛爾蘭人啞忍的貧困不能以筆墨形容，「在很多區域，他們唯一的食物是馬鈴薯，唯一的飲料是水……他們的住處很少能抵禦天氣……一張床、一張被也是罕見的奢華」。

牛油、牛奶與穀物本來是愛爾蘭人的主食，但在英國殖民者榨取當地資源的背景下，不只農地的收入源源不絕送到英國地主手中，不少土地都改用作養牛供應大不列顛島，加上地主不斷將農地分割縮小以賺取更高的租金收入，使得大多數愛爾蘭人只得以在較貧瘠土地也能種植的馬鈴薯為唯一主食。

對馬鈴薯的單一依賴卻為1845至1852年的愛爾蘭大饑荒埋下了土壤。在1844年前後，致病疫霉傳來歐洲，使受感染的馬鈴薯作物大規模失收。據估計，1846年有四分之三的收成都因為致病疫霉而失去，最終造成過百萬人死亡——雖然此疫遍及全歐，愛爾蘭對馬鈴薯的單一依賴使之成為受最重之地。

對於愛爾蘭人在大饑餓荒之前的困苦，英國政府基本上是坐視不理。在大饑荒爆發之後，英國雖然在1846年廢除了阻止進口食品競爭的保護主義式穀物進口關稅——稱為《穀物法》（Corn Laws）——希望增加糧食進口救災，但這已然是遠水不能救近火。

同時，新上台的輝格黨（Whig）政府深信自由放任原則，相信市場將能解決饑荒而沒有介入。而且，當時的《救貧法》（Poor Law），本着愛爾蘭資產須支援愛爾蘭貧窮的精神，將責任放在愛爾蘭本身的資源之上。而該法規定租有極小面積農地的農民不能接受政府救濟，導致不少農民以所有作物交租交稅後還要把地還給地主才能獲得援助。

英國殖民體制下的打壓與大饑荒下的不作為，使愛爾蘭與英國的仇恨更深，成為了日後獨立成國的重大推力。1861年，愛爾蘭就有一本敘述大饑荒史的書冊出版，題為「對愛爾蘭最後的征服（可能是這樣）」（The Last Conquest of Ireland (Perhaps)），當中就將英國政府在大饑荒的行為形容為有意對愛爾蘭人進行的屠殺，稱「全能上帝真的帶來了馬鈴薯枯萎病，但英格蘭人卻創造了大饑荒」。

帶着對英國的不滿，以及與其代表的基督新教的怨恨，大饑荒的幾年間，就有約一百萬愛爾蘭人越洋遠走美國，當中近九成是天主教徒。大饑荒也引起了愛爾蘭長達數十年的來美移民潮，當中有新教徒也有天主教徒，但無疑在原以新教為主的美國大大增加了天主教眾的人數。

歧視下形成的自我認同

初來美國的愛爾蘭天主教徒，聚居在東岸各大城市，從事勞動工作，飽受多方歧視。一方面，這些新移民不少都只會講愛爾蘭語，與主流社會有明顯隔閡。同時，當愛爾蘭移民人數大增——波士頓就曾在數年間接受了接近其人口四成的愛爾蘭移民——美國人也就開始認為他們與本地人搶就業，也興起了反愛爾蘭移民的情緒。

與其新教「同鄉」不同，這些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宗教背景，也是他們為人歧視的主因之一。在大饑荒之前，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關係本已甚為緊張。例如在1844年，費城就發生過針對愛爾蘭天主教徒的燒屋、燒教堂暴動。而紐約的天主教主教更曾建牆守護教堂，並僱用裝備前膛火槍的愛爾蘭幫會人士看守。

由於美國新教徒對於羅馬天主教廷的既有疑懼，在愛爾蘭天主教徒大舉移入之際，就衍生出極多陰謀論，指教堂密室囚禁女性、神父系統性強姦修女，並將其中誕生的嬰兒勒死等等。此等偏見當時就曾生出所謂的「一無所知」（Know Nothing）運動——他們相信愛爾蘭移民是羅馬教廷推翻美國宗教自由陰謀的一部份。

來自主流社會（甚至是信奉新教的愛爾蘭移民）的歧視，配合以城市為中心的移民落腳地，使愛爾蘭天主教徒更容易形成一個關係緊密的社群，集體尋找工作機會，甚至以武力意圖自保。這就造就了愛爾蘭人在美國的「幫會中人」罪犯形象。

背負着受英國打壓的慘痛歷史，這種在新大陸遇上的舊歧視就引發了一種與主流社會不同的文化認同感。即使今天的愛爾蘭移民後代已經完全融入了主流社會，宗教和種族歧視不再，這種認同感仍然在愛爾蘭後裔的家庭中以這一段充滿血淚的移民故事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此文化傳承也使愛爾蘭裔美國人與人口比其更多的德國裔美國人不同，前者的身份認同是深刻且明顯的，後者大概只剩下自己的姓氏根源，以及對於前人的淡薄記憶。

這就解釋了為何至直今天愛爾蘭主保聖人的聖柏德歷節（St. Patrick's Day）在美國各個城市也仍然是頭等重要的節日。

雖然踏入21世紀美國人的愛爾蘭身份認同漸減，可是在這樣的一個強調每個人都是移民後裔的國家——不少美國幼童的一項功課就是要向同學介紹自己從哪裏來——愛爾蘭裔的身份依然會是美國族群認同的一大主流。

愛爾蘭政府的主動經營

有着重大海外本國後裔人口的愛爾蘭，從立憲之初就已經理解到這將會是該國的重要戰略資產。愛爾蘭憲法的第二條就列明：「愛爾蘭民族珍視與具有愛爾蘭血統、在國外生活而共有愛爾蘭文化特質和遺產的人們之間的特有關係。」

為此，愛爾蘭政府也會定期公布所謂的「流散戰略」（Diaspora Strategy），列舉出經營海外愛爾蘭裔人士與愛爾蘭關係的各種政策，包括文化交流、如何為下一代培養愛爾蘭認同等等。在題為「全球愛爾蘭」的最新版本中，愛爾蘭總統希金斯（Michael D. Higgins）就將其中邏輯講得明白：「我們的海外移民是愛爾蘭的一大資源，透過我們的人對其移民國家的貢獻，透過他們與這些國家的人們建立起來的關係，我們的移民一直讓愛爾蘭有遠遠超過我們面積的全球聯繫。」

在每年的聖柏德歷節（除了受疫情影響的這兩年），愛爾蘭政府數十位部長級人員，都會到世界各地訪問，述說浪漫化的愛爾蘭歷史、文化和價值，而總理往往都會到白宮與美國總統見面，並拜訪國會山。這一傳統就見證了愛爾蘭海外聯繫的影響力。

在英國脫歐引發北愛爾蘭「回歸祖國（即愛爾蘭）」爭論的這個歷史性時刻，愛爾蘭共和國的海外影響力在這一個世紀更有可能會為其促成統一大業的未竟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