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中美兩國，在世界上代表着兩種不同的價值理念、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甚至是兩條不同道路的選擇和競爭。
中美在「華為」事件上的複雜較量，以及在香港、新疆和台灣問題上的激烈交鋒，背後透露出來的便是這種雙重角力。

中美關係已發生本質變化

1971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訪問中國，中國的歷史和中美關係的歷史被改寫。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逐漸融入國際體系、經濟高速增長，發展成為可與美國匹敵的大國。美國當初選擇接觸中國，主要基於「聯華抗蘇」的地緣政治考慮；而鼓勵中國走向開放和現代化，則是預期中國在經濟自由化之後會出現政治自由化，最終走上美國期盼的自由民主之路。

但中國的發展並未如美國所料，經濟騰飛也沒有帶來美國式的政治民主。如今，中美關係的本質已經發生變化，兩國從前相對和緩的關係已經一去不復返。

中國希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改善百姓生計，重塑人民尊嚴和歷史榮光，這在客觀上挑戰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在美國政界和學界，希望通過接觸而改變中國的想法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遏制與競爭，幾乎所有中國議題都集中在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

當下的中美兩國，在世界上代表着兩種不同的價值理念、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甚至是兩條不同道路的選擇和競爭。

科學比制度更重要

中美競爭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麼？100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上首提民主與科學（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中國自強和民眾啟蒙開出了藥方。儘管啟蒙運動本身並沒有帶來中國真正的轉型，但民主與科學放在國際競爭語境中卻非常貼切，準確的揭示了國際競爭的本質要素：即制度優劣和科技較量將最終決定競爭成敗。

冷戰時美蘇爭霸，雙方在以科技為基礎的軍備競賽中互有勝負。但在制度選擇上，僵硬的蘇聯體制最終不敵美式政經制度，東方陣營隨之崩解。當下，中美競爭的本質並沒有改變。中美在「華為」事件上的複雜較量，以及在香港、新疆和台灣問題上的激烈交鋒，背後透露出來的仍是科技和制度選擇上的雙重角力。

自近代自然科學產生後，科技在國際競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已不容置疑，爭奪在各個科技領域的制高點也必然成為未來中美競爭的核心。從某種意義上說，科技發展的重要性甚至要大於制度。

評判制度優劣的標準

然而在制度優劣上，各方卻莫衷一是。筆者認為，評判制度優劣與否的標準主要有兩點：一是看制度能否減少或者糾正戰略決策的錯誤；二是看制度能否持續為社會良性改革提供動力。

一個王朝的國祚長短，一個民族的興亡與否，核心要素是能否減少錯誤的決策。一方面，美國在戰略決策上有制度優勢，其民主制度自帶強大糾錯功能。立國幾百年來，除了一次美國內戰，國內發展相對平穩。而中共建政70多年來，卻多次發生重大決策失誤，如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決策讓中國幾乎走到了崩潰邊緣。

但從另一方面看，作為世界頭號霸主的美國也面臨改革乏力和活力不足的問題，內部撕裂越來越嚴重。而中國這些年卻保持改革態勢，中共吐故納新的能力讓世界矚目。從「黑貓白貓論」到「三個代表」、從「科學發展觀」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共的理論翻新層出不窮，以此帶動的改革更是眼花繚亂。且不論改革的成效幾何，改革的動力卻異常強勁。

中美競爭的結果，必然不會因「制度的文明野蠻、先進落後以及個人制度好惡」等為轉移，這些都是早就被意識形態化的概念。如同冷兵器時代一樣，無論你喜歡與否，勝負不簡單取決於財富和制度的先進與否。

過去，中國在軍事、科技和經濟實力與美國相去甚遠，制度自信也無從談起。如今對中國而言，需要防範的，是由於制度自信而帶來的錯誤決策風險。而對美國而言，也需要檢視其民主制度中的種種缺失。但如論無何，中美競爭的結果還需歷史來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