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2021年3月在上任60天的首場記者會談到美中競爭，他直言「這是21世紀的民主與專制的較量」，面對中國帶來的挑戰，「我們必須證明民主是可行的」。
中國真的是美國民主的挑戰嗎？與其說問題在中國，不如說美國民主自身病了。（以下文字節選自微信公眾平台中美聚焦，有刪減，圖片為編者添加。）

拜登曾在大選中說，民主是美國社會的「根」（root），承諾要將「民主」置於外交的核心。近期的「民主峰會」在這點上似乎體現得頗為艱難，英國《經濟學人》刊文點評「從美國邀請參會者的名單上就已經無法體現民主了」。但和「重振全球民主」不同，拜登和國會民主黨人真正應該關心的是美國國內的民主，即共和黨人今年在全國範圍內推動的限制投票權和票務機構權力的法案。

2021年6月1日，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哈克（Jacob Hacker）等100多名民主學者在華盛頓智庫「新美國」（New America）網站共同簽署發布了一份關切聲明（statement of concern），強調美國民主正處於危險之中，敦促國會議員（尤其是民主黨人）通過改革或暫停阻撓議事規則，通過全面的投票權保護措施。

他們認為，共和黨在許多州（尤其是戰場州）對地方選舉機制政治化操控非常危險，一些將地方選舉管理和認證政治化的法律可能使一些州的立法機構或黨派選舉官員能夠做到他們在2020年未能做到的事情：扭轉自由和公平選舉的結果。

2021年7月，拜登在美國獨立日就投票權發表講話，呼籲國會推動通過《為人民法案》（For the People Act ）及《約翰·劉易斯投票權利促進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ct）兩部關鍵投票權議案，以應對2022年中期選舉、2024年大選可能出現的選民壓制、選舉顛覆等問題。但自那以後，白宮民主黨政府和國會民主黨人在投票權法案方面無任何進展。

截止目前，福山等學者所提到的《為人民法案》仍被擱置在參議院。50名參議院民主黨人也沒有展現出減少或停止阻撓議事規則的政治意願。而在這一年間，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開始籌備地方州長或聯邦議會選舉，並在地方加大了對投票權的限制。

根據2021年10月紐約大學法學院布倫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公布的數據，2021年1月至9月27日，美國至少有19個州頒布了33部限制投票權利的法律；與此同時，至少25個州也通過了62部擴大投票權利的法律條款。但這裏有一個極端：出台限制性法案的州，本來就有很多投票限制；擴展投票權法案的州，原本投票環境就相對寬鬆。也就是說，美國選民投票難易程度完全取決於選民所在的州。

在這33部地方法律當中，郵寄投票和早期投票會更難，而且選民ID資格審查也更嚴苛。比如，喬治亞州（搖擺州）、艾奧瓦州（初選戰場州）、堪薩斯州和德克薩斯州（紅州）出台了針對選舉事務官員和相關個人實施新懲罰的舉措，以阻止他們幫助選民開展最基本的、合法的且至關重要的投票步驟。比如，佐治亞州的法律規定，在投票站向在排隊等候投票的選民遞水或者零食也是一種犯罪；在艾奧瓦州和堪薩斯州，代表身有殘疾等需要特殊幫助服務的選民返還選票也有可能面臨刑事指控。

德州的投票限制本來就很多，現在更是越來越嚴苛。該州正在考慮的一項法案，使起訴選舉官員變得更容易。如果選舉事務官員鼓勵選民請求郵寄投票，或者對投票站觀察員行為進行調控的話，也有可能被刑事起訴。2021年9月生效的新投票法案「SB1」（Senate Bill 1），導致拉丁裔（佔德州人口近40%）、非洲裔和亞裔選民更難投票。尤其是那些面臨語言障礙或其他身體功能缺陷的選民，無法在投票站獲得相應的幫助。美司法部曾表示，德州的做法非法限制了選民的權力，且「SB1」法案違反了聯邦《投票權法》和《民權法》。

其他通過立法限制投票權的州包括阿肯色州、蒙塔納州、亞利桑那州、佛羅里達州。總體而言，在2021年全國地方立法議程中，涉及到限制投票條款的法案已經超過452個。

除了針對投票權的限制以外，投票事務機構權威也在受到黨派政治的影響。在佐治亞州，佐治亞州共和黨籍州長坎普（Brian Kemp）今年簽署的新法案，就規定州議會現在可以替換縣選舉委員會的領導，重組縣選舉委員會。而過去選舉委員會成員都有兩黨參與。目前，佐治亞州至少有10個縣選舉委員會成員被調換。共和黨藉助控制議會多數黨席位優勢，力推將民主黨人、尤其是有色人種移出地方選舉委員會。

由於一些州的州務卿回絕了特朗普和保守派2020年有關宣布選舉違規或重新計票的要求，共和黨地方議員也開始剝奪州務卿在選舉中的權力，將更多權限由州務卿主導的州選舉委員會轉移到州議會。在共和黨人佔主導地位的州，那些在2020年大選中維持選舉結果的票務管理官員受到了攻擊。許多人面臨被取代的風險。

在佛州和德州，共和黨人不但限制或減少郵寄選票，而且也在強化黨內票務官或投票觀察員的部署；亞利桑那州州議會甚至推出了議案，強化州議會對選票審核與機票的把控，包括限制首席選舉官的獨立性；在阿肯色州，民主黨人或有色人種，也有可能被剝奪在地方選舉機構的權力。

如果未來出現選舉爭議，共和黨人就可以藉助州議會席位優勢推翻選舉結果。目前，美國已經有41個州共和黨推出至少216部議案，推動將權力轉移至州議會。其中已經有14個州的24部議案獲得通過成為法律。對於美國選舉版圖地方上的這種極端變化，英國《經濟學人》稱其為「美國民主真正的威脅」。

這種地方黨派分野、官僚主義的做法並未引起美國政治精英的重視。但這種新的變化很有可能讓未來的地方選舉更加黨派化、爭議化，導致法院也無法做出合法裁決。即便法院介入解決選舉糾紛或訴訟，最終也擺脱不了司法干預政治的病痛。這一點已經在2000年大選和2020年大選爭議中得以體現。美國法院介入選舉爭議裁決越多，司法政治化的爭議也就越大。

從保守派的角度看，共和黨這樣做有一定的合理性，更多是出於政治危機需要。因為從美國人口分佈和選民機構的變化來看，隨着拉丁裔等少數族裔選民的增加，共和黨人的選民聯盟正在收縮，白人基督徒的基本盤正在被削弱。1992年以來的大選，共和黨只有一次贏得了普選票。所以，他們只能通過限制和打壓投票和民主黨爭奪權力。如果此計不成，大勢無法扭轉，共和黨偏向於特朗普的策略：推翻選舉結果。

當然，民主黨方面也在通過國會選區重劃，增加投票率優勢。但相比較而言，共和黨人的做法較為激進，手段包括通過立法「恐嚇」票務站工作人員、打壓和限制非洲裔和拉丁裔選票、縮減早期投票或郵寄投票規模等。這些舉措能否確保選舉的安全性，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美國相當部分選民投票將變得越來越難。這也為將來美國選舉出現爭議埋下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