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北約衝破了普京的最後底線｜專家有話說

美國總統拜登在2月26日播出的一段預錄採訪中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入侵烏克蘭的舉動，正在產生與普京預期中完全相反的效果，因為俄羅斯所發動的戰爭拉近了歐盟和北約（NATO）各國間的距離。拜登認為普京誤判了入侵烏克蘭後的影響，「不僅使北約更團結，看看芬蘭、看看瑞典、看看其他國家。我的意思是，他正製造與他想要的完全相反的效果」。

的確，芬蘭、瑞典不是北約成員國，但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鄰近的芬蘭、瑞典立刻傾向於投向北約。這使得俄羅斯發出警告，若芬蘭加入北約，將有嚴重後果。拜登說，「我從一開始的目標就是確保我讓北約和歐盟都在同一邊，因為我認為，普京覺得他可以分裂北約，為自己開闢一條路走過去。而這目前還沒發生」。當被問到美國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時，拜登稱，這是極少數能不冒着全球大戰的風險而懲罰俄羅斯的方法，「你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者確保一個違反國際法的國家付出代價」。

拜登這番話並不長，但解釋了過去、現狀和未來的很多東西。解釋了過去，即俄羅斯發動戰爭的原因源自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關係。解釋了現狀，即目前俄羅斯和北約的關係。俄羅斯和北約互相用核武來威脅對方。

一方面，如果雙方不管哪一方先使用核武，那麼無疑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因為各種因素——例如戰爭的持續、北約的干預（無論是間接的還是直接的）、俄羅斯內部的變化等，使得俄羅斯以付出不可承受的代價而告終。這也解釋了（美國期望的）未來，即北約會變得更加強大。至於對「國際法」的解釋則是需要一個立場問題：對烏克蘭來說，烏克蘭是個主權國家，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戰爭顯然是違反國際法的；對美國和北約來說，俄羅斯公然對一個主權國家發動戰爭，當然違反了國際法；但對普京和俄羅斯來說，並不存在一個保護俄羅斯安全的國際法，哪有什麼國際法可以遏制北約的擴張呢？

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戰爭，人們一直在追問：普京到底要什麼？儘管很多人指向了普京個人的不安全，但走到今天這一步，如果僅僅把原因歸結為普京個人，那似乎過於簡單。從葉利欽開始，俄羅斯人一直在反對北約東擴。很多俄羅斯人包括普京本人也曾經夢想加入北約，但北約並沒有理睬俄羅斯。俄羅斯和北約的互動一直走到今天。對北約和認同北約的國家來說，北約就是和平的天使，但對被北約威脅的國家來說，北約就是戰爭的根源。

1949年，離二戰結束沒多久，北約成立。當時的北約主要是為了與歐洲的「蘇聯帝國」相抗衡而建立的跨大西洋軍事聯盟。在整個冷戰期間，北約和華沙公約對抗，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代表蘇聯東歐陣營的華約也隨之瓦解。

北約的對手是華約。那麼，當華約解體的時候，北約何去何從呢？當時西方有很多外交政策專家都建議，作為冷戰贏家的西方領導人應該建立一個新的安全框架體系，以重新定義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蘇聯的解體也的確導致美國和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官員之間進行了一系列的高層會議和談判，但是西方從來沒有認真考慮讓俄羅斯人加入。

北約沒有這樣做。沒有這樣做的理由也很簡單，即北約不可能自我了斷。1990年代初的氣氛就是作家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即西方民主是人類最好的體制，也是最後的體制了。的確，蘇聯的解體導致了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說的「第三波民主好浪潮」。當時的蘇聯以和平的方式終結了自己的帝國，西方手裏掌握了所有的一切，沒有任何理由來終結作為「和平的使者」的北約。北約不僅沒有終結，反而走上迅速東擴的道路。

北約的擴張符合權力的邏輯。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家、英國理論政治家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1834-1902）有句名言，即「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實際上，對個人如此，對一個國家如此，對一個國家間的組織也如此。儘管俄羅斯反對擴張，西方的有識之士也反對北約的擴張，但權力邏輯決定了北約的擴張不會停止，直到出現另一個有能力阻止其擴張的力量（無論是國家還是國家集團）。

被忽視的俄羅斯呼聲

根據一份保存在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安全檔案館的已經解密的文件顯示，1990年代，美國的談判代表的確曾向俄方做出過某些承諾，以及在西方內部也存在某種反對北約向東歐擴張的政策討論。冷戰結束之後，蘇聯和隨後的俄羅斯在政治和經濟上極度不穩定，冷戰期間克里姆林宮的觀察家們很快就觀察到，對抗西方聯盟成為在俄羅斯動盪不安的政治光譜中少數可以起到團結作用的議題之一。

華約瓦解之後，很多東歐國家都想通過加入北約來擺脱原來蘇聯的控制。但1990年的一份美國國務院備忘錄中指出，「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向這些（東歐）國家提供北約正式成員國地位和安全保障，並不是最符合北約或美國利益的選擇」。備忘錄也指出，「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希望組織一個將蘇聯國界線作為對峙前線的反蘇聯聯盟。這樣的一個聯盟給蘇聯方面造成非常負面的印象」。不過，遺憾的是，這些討論沒有成為官方政策，西方所謂的承諾也沒有一項最終被寫入與俄羅斯之間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文書中。

美國總統克林頓曾發起了一個「和平夥伴關係」計劃，1994年俄羅斯加入。但是，「和平夥伴關係」是否會成為俄羅斯加入北約的替代方案，或是為俄羅斯加入北約鋪平道路，當時的西方並沒有任何共識。1997年，北約和俄羅斯簽訂了有關雙邊關係、合作和安全議題的「基本協議文件」（Founding Act）。2002年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成立。莫斯科方面得以進駐北約位於布魯塞爾的總部，設立常駐代表。無論對北約還是俄羅斯來說，這兩項舉措都是旨在促進合作。

也就是說，儘管西方和俄羅斯都做了努力，但這並沒有在任何程度上節制北約的東擴。而俄羅斯對於北約東擴計劃的敏感性是舉世皆知的。美國外交官柯林斯（James Collins ）曾在一份1993年的國務院電報文件中寫道：「無論處理得多麼微妙，只要北約採取一項意圖向中東歐擴張但又同時不對俄羅斯敞開大門的政策，莫斯科就會一概將其視為是直接針對俄羅斯。」1997年，蘇聯解體後第一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和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赫爾辛基簽署了一份控制軍備的聯合聲明之後曾說過，「我們認為北約東擴是一個錯誤，而且是嚴重錯誤」。

不僅葉利欽這麼認為，美國的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資深外交家也這麼認為。基辛格在2014年3月6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烏克蘭危機如何收場」的文章，明確指出四點：第一，烏克蘭應有權自由選擇其經濟和政治聯盟，包括與歐洲的聯盟；第二，烏克蘭不應該加入北約；第三，烏克蘭應自由建立符合其人民表達意願的任何政府——明智的烏克蘭領導人會選擇在他們國家不同地區之間實現和解的政策，實際上，他們應該追求一種堪比芬蘭的姿態——毫無疑問，這個國家非常獨立，在大多數領域都與西方合作，但卻小心翼翼地避免對俄羅斯的體制性敵意；第四，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不符合現有世界秩序的規則，但在一個不那麼令人擔憂的基礎上處理克里米亞與烏克蘭的關係應該是可能的。為此，俄羅斯將承認烏克蘭對克里米亞的主權。在有國際觀察員在場的情況下舉行的選舉中，烏克蘭應該加強克里米亞的自治權。這一進程將包括消除有關塞瓦斯托波爾黑海艦隊地位的任何模糊不清之處。

基辛格並非孤獨。另一位更為資深的外交家凱南（George F. Kennan）也曾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警告說，北約繼續向俄羅斯擴張「將是美國在整個後冷戰時代政策中最致命的錯誤」。凱南寫道：「不幸的是，俄羅斯在執政權力處於高度不確定和近乎癱瘓的狀態時，竟然面臨這樣的挑戰。」他失望地表示，儘管「冷戰結束帶來了種種滿懷希望的可能性」，但東西方關係的基礎竟成了這樣一個問題——「不太可能的未來軍事衝突」中「誰將與誰結盟」？對美國政客們的表現，凱南表示，「（北約擴張）只不過是對外交事務沒有真正興趣的參議院的無憂之舉。讓我不安的是，整個參議院對這件事情的辯論如此膚淺無知。尤其讓我不安的是把俄羅斯說成是一個極想攻擊西歐的國家。」

那麼，對俄羅斯人來說，怎麼辦呢？凱南說，他們將被迫接受北約的擴張主義計劃為「既成軍事事實」，從而發現必須到別處尋找「一個安全且充滿希望的未來保障」。

無論是來自美國外交戰線職業外交官的提醒，還是來自包括凱南和基辛格那樣具有重大政治影響力的資深外交官的警告，都沒有在些許程度上改變美國政客們「痛打落水狗」的心態。而今天人們所見的烏克蘭局勢正是這些具有先見之明的外交家所預見的。

北約東擴與烏克蘭戰爭

在政治力量的推動下，北約加速東擴。1999年3月12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正式歡迎波蘭、匈牙利和捷克這三個前華約成員國加入北約。2004年，北約吸納了蘇聯在波羅的海的三個加盟共和國（立陶宛、拉脱維亞、愛沙尼亞）。1949年成立以來，北約已從最初的12個成員國發展到30個，其中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與俄羅斯接壤，這兩個國家過去一直是北約大規模軍事演習的地點。

更為嚴重的是，伴隨着新千年後的一波「顏色革命」，內部局勢也對俄羅斯越來越不利。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2003年）和烏克蘭的「橙色革命」（2004年）都以政權更替的形式告終。親西方的領導人上台後就不遺餘力地要求加入北約和歐盟，不僅從外部不斷激化着與俄羅斯的矛盾，還從內部影響着俄羅斯的政局穩定。

早在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說：「很明顯，北約擴張與聯盟自身的現代化和確保歐洲安全沒有任何關係。相反，這是降低相互信任水平的嚴重挑釁。我們有權質問，這種擴張是針對誰的？」2008年的俄格戰爭與其說是俄格的衝突，倒不如說是北約和俄羅斯矛盾失控的結果。

2021年底，北約重申了2008年確定的烏克蘭最終加入北約的既定方針，這無疑再次勾起了俄羅斯人的恐懼感，直到出現今天的局面。

從西方政客一波又一波「民主」「正義」聲中，北約毫無限制地東擴。這一過程也使得北約從和平的天使轉變成為戰爭的根源。對此，西方政治人物也並不否認。聯合國前副秘書長、意大利社會學家阿拉基26日在接受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枱記者採訪時強調，北約是烏克蘭危機的根源。他指出，蘇聯曾經得到北約不東擴的保證，但此後北約卻言而無信，一路東擴，已經逼到了俄羅斯的「家門口」，這是迫使俄羅斯採取軍事行動的根源。

要求普京撤出烏克蘭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也是這麼認為的。安倍在任期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共計進行了27次首腦會談，二人建立了良好關係，至少他自己認為是深刻了解普京的。安培27日做客富士電視台節目時稱，「普京曾多次對我說『北約不守承諾』」，「他沒有對領土的野心，是基於防衛俄羅斯、確保安全的角度出發採取的行動」。安倍被問及普京「進攻」烏克蘭的意圖時回答稱：「普京絕不允許北約擴大，擴大至烏克蘭。」他還稱，普京在過去的會談中透露出在美俄關係有關問題上的質疑，他說過「（美國）本來說不擴大北約，卻在波蘭部署薩德導彈系統」。

北約的未來

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拜登「北約說」或者北約的未來，對如下幾點是可以確定的。

第一，美國主導的北約不僅不會像一些政治人物和外交家所希冀的那樣會進行自我反思，節制其行為，反而會變得變本加厲。如果局勢的發展不出現轉變，那麼烏克蘭戰爭會促成兩個團結，即歐洲的團結，和歐洲與美國的團結。在這一點上，拜登是對的，即北約會變得更強大。

第二，美國主導的北約擴張不會終止。如果普京成功地形成了一個「小蘇聯」或者類似的國家集團，那麼北約的擴張會遇到阻力。如果那樣，歐洲勢必進入一個新冷戰階段，或許是一個較小範圍的新冷戰。但如果如一些人所預測的，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失敗，那麼，北約就會再一次陷入「歷史的終結」的樂觀情緒，獲得新的擴張動力。應當指出的是，俄羅斯的失敗並不意味着戰爭的消失。失敗往往是下一次戰爭的種子。

第三，就美國來說，因為其戰略重點在印太地區，北約在歐洲的成功更會加快強化美國建設「亞洲北約」的意志和力度。而這又會為亞洲地區的衝突乃至戰爭引入巨大的動力。

作者鄭永年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本文首發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原標題為《北約如何從「和平的使者」轉換到「戰爭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