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協議:Plan A瀕死卻沒有Plan B

撰文:葉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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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在美英德法四國批評伊朗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決議案獲得過之際,伊朗當局決定拆除兩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控鏡頭,進一步收窄各方重返核協議的空間。國際原子能機構指出,伊朗現時已提煉出大概足夠的濃縮鈾去製作核彈,離製造核武的時間距離只餘數周。

本周稍早,國際原子能機構亦指朝鮮有可能正準備進行核試,美韓日如今也為此展開會議。然而,在俄烏戰爭與全球經濟問題的陰影之下,這些核武擴散的趨向似乎沒有得到國際社會足夠的關注。

重返伊朗核協議的Plan A,一直是拜登上台以來的一大外交目標。但自特朗普2018年單方面退出協議,並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制裁以來,今天的形勢已與2015年核協議簽約之時大有改變。

核協議阻力不復當年

當年的伊朗,離足夠製造核武的距離尚餘數月,核協議的規管則將此距離提升至一年,並配合嚴格的國際監視,防止伊朗越界。如今,與核武只差數周之遙的伊朗,即使重新遵守核協議的規範,只能將這個「核武距離」減至大約半年。

而且,根據當年核協議的設計,不少規範條款都設有2025年開始的日落條款——其中的邏輯是隨着伊朗融入國際社會,到2025年伊朗自然不會再有製造核武的動機——如果各方只重返原有的協議而不更新裏面的條款的話,協議對伊朗的管制力度將大大不及當時,也失去了當時對伊朗與西方隨年月修好的展望。同時,經過這幾年來的試驗,伊朗方面的專家也累積了更多的專業知識,即使伊方重返核協議,這些經驗也不會消失。

圖為2005年國際原子能機構在伊朗一處核設施安裝監視裝置。(AP)

因此,美國國內就有聲音要求拜登提出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的Plan B。這不僅限於從來支持特朗普「極限施壓」的共和黨人,還包括民主黨籍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梅嫩德斯(Bob Menendez)等外交鷹派。雖然拜登的伊朗問題特別代表馬利(Robert Malley)繼續指責「極限施壓」是一個已被證明失敗的政策,卻不得不承認「達成協議的前景最多只能說是極其脆弱(tenuous at best)」。

除了核管控的實務議題之外,重返伊朗核協議也有着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即伊朗對於伊朗革命衛隊(IRGC)在美國國外恐怖組織名單上除名的要求。這一項極具象徵性的行動,無論是在美國國內的政治現實當中,還是美國與海灣地區的盟友關係性質之上,也沒有可能實現。

正如馬利去年10月所言,「人們不能讓死屍復生」,重返伊朗核協議的Plan A正愈來愈像一具死屍。

美國-沙特回暖的風向

如果伊朗正式獲得核武,而國際社會未能對此提出有效辦法,這將使海灣地區進入更嚴重的地緣不穩,甚至區域核競賽。

雖然近來伊朗與沙特阿拉伯兩個伊斯蘭地區競敵關係有所好轉,雙方也一直由伊拉克作中介進行談判,而兩方勢力在也門的代理人戰爭也暫時維持了停火,但這一種關係緩和基本上全是出於現實考慮——特朗普2019年對於疑似出於伊朗或其支持武裝的沙特煉油設施攻擊,沒有作出強硬的軍事回應;出於沙特異見記者(Jamal Khashoggi)謀殺案的考慮,拜登競選期間更聲言會將沙特視為「被放逐的國家」(pariah)。沒有美國的強勢支持,沙特當然也就更願意與伊朗緩和關係。

拜登6月8日出席在洛杉磯舉行的美洲峰會。(AP)

可是,在俄烏戰爭推升油價之際,拜登當局似乎正要改變其沙特政策,希望能得到其幫助,增加全球石油供應,抑制油價升勢,以挽回民主黨在本年11月中期選舉的大敗勢頭。

拜登本人可能在本月底或來月親自出訪沙特「破冰」。白宮新聞秘書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日前被問及拜登以往的「被放逐國家」用語時,就聲明沙特與美國有80年的「戰略夥伴」關係,指拜登是美國在「區域和全球戰略」上的「重要夥伴」。此等轉變預期將會緩減沙特與伊朗改善關係的誘因。

以色列的「金融星戰」

另一方面,以色列近來也明顯對伊朗採取了更強硬且更明顯的對抗姿態。最近,以色列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在《經濟學人》的訪問中就再次強調其所採行的「八爪魚主義」(Octopus Doctrine),即不再聚焦伊朗在區內支持的第三方組織(如黎巴嫩的真主黨),轉而在伊朗境內外直接攻勢伊朗目標。

貝內特的多黨聯盟政府已失去國會多數,正面對下台危機。但在野的內塔尼亞胡大概不會改變其對伊政策。(AP)

就在本周一(6月6日),敘利亞就稱以色列在大馬士革以南展開空襲,相信是一處伊朗在敘基地的位置。而以色列也愈來愈願意為其在伊朗境內的襲擊承認責任。本年2月,以色列就曾攻擊伊朗西部的一家革命衛隊無人機工廠;5月,其又在德黑蘭刺殺了一位革命衛隊的將領。4月底,以色列電視台更播放了一段據稱是以色列特工組織摩薩德(Mossad)在伊朗境內審問一位伊朗革命衛隊成員的片段。

貝內特表明他正意圖與伊朗開展一場軍備開支的競賽,一方面發展新技術之外,另一方面也用以消磨伊朗政府的財政,像列根時代針對蘇聯的星戰計劃一般。貝內特將此策略稱為「金融星戰」(financial Star Wars)。

若然伊朗果真發展出核武,以色列可能會發起更直截了當的攻擊行動,而沙特也將生出發展核武的決心。這一種可預見的發展,與朝鮮如果再作核試而美國無力應對之際,日韓也有可能追求核武的走向類似。

核不擴散共識的淡忘

此等對全球核不擴展共識的消磨,更出現在人們對於二戰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以至冷戰期間核恐懼已淡出人們記憶之際。

這一種轉變反映在各國言語上的核威脅之中,逐漸使核武使用的可能常態化。最近的一個例子出自俄羅斯。例如普京在宣布對烏進軍之際,就曾警告第三方國家可能會遭受他們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後果;俄國國營電視台5月初也播放俄國以核彈攻擊英國本土的模擬片段。

這些事例也不止於俄羅斯。特朗普2017年曾以「世界前所未見的烈焰與怒火(fire and fury)」威脅朝鮮核計劃;金正恩也曾與特朗普比拼誰的「核按鈕」更大。2019年,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也曾針對巴基斯坦的核威懾而以反問方式稱印度的核武也不是「留着萬燈節(Diwali)時才使用」。

同時,核武的重要性也特別在俄烏戰爭之中得到展現。一方面,就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本人也曾對1994年烏方以交出蘇聯遺留核武換取領土完整保證的「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表示過不滿——不少人都認為如果烏克蘭保有核武,俄方自2014年以來的種種對烏軍事行動和領土兼併就不會發展。

另一方面,歐美國家此刻之所以不敢全力支持烏克蘭(從實施禁飛區到提供可輕易打擊俄國境內目標的長程武器),正正是因為俄國擁有核武。

從這兩個層面看來,擁有核武(而非其使用)不只能自保,還能在常規戰爭中取得戰略優勢。對伊朗、朝鮮或其他不擁核國家,這些戰略性考量也有重要價值。

這些背景條件卻決定了,在重返伊朗核協議的Plan A似乎已回天乏術之際,拜登當局以至國際社會也無法想像出可符合核不擴散原則的Plan B。特朗普「極限施壓」的結果是伊朗離核武愈來愈近;沙特近來的務實外交未有緩減伊朗發展核武的需要;以色列的攻擊大概更加速了伊朗取得核威懾工具的決心;如果美國「重回波斯灣」、強勢打擊伊朗國內核目標,這更將是一場停止不了的長期衝突。

於是,唯一可稱得上符合核不擴散原則的Plan B只能是重返核協議的Plan A。這個Plan A當然有着種種的缺點,卻是唯一能暫時緩和核擴散趨勢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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