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自由派如何錯過解決以巴問題的契機？

在10月7日哈馬斯（Hamas）對以色列發動恐襲之前，以色列國內的最大政治新聞依然是司法改革的問題。在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7月通過立法限制法院使用「合理性」原則來否決政府行為之後，以色列最高法院全體15名法官9月開始了對於這個限制法院權力的立法本身的聆訊，「國會大還是法院大」的憲法危機一觸即發。

本年以來，以色列反對司法改革的示威幾乎未曾中斷過。事實上，在10月7日當天本來也將有同樣的大型示威舉行，只不過因此哈馬斯的突襲而被取消。

在司法改革的爭議中，其中一個面向離不開巴勒斯坦問題。雖然以色列法院一向漠視巴勒斯坦人權益，但有時候卻會作出保障巴人權益的裁決（例如2020年駁回一項合法化在巴人私有土地上已建造定居者建築的立法等）。不少人認為，作為以色列國會唯一掣肘的最高法院，若然失去廣泛的司法覆核權，將會讓政府中的極右政客為所欲為。

同一時間，以色列各式民調亦穩定地顯示，反對內塔尼亞胡司法改革的民意佔大多數，或者至少明顯地高於支持司法改革的比例。由此可見，這一股世俗化的自由派力量，是以色列內部最大的政治動能。

而約旦河西岸的緊張局勢則與司法改革爭議同時並列。

自去年12月內塔尼亞胡在極右政黨支持重新執政之後，約旦河西岸猶太殖民者的「權利」開始變成以色列政府的關注重點。

在安全政策的層面，內塔尼亞胡將重點放在壓制西岸新輿的武裝力量之上。根據聯合國9月中公布的數字，2023年以來有179位西岸巴勒斯坦人被以軍殺害，比2021年全年的78位大大增加；而本年累計亦有26位以色列人被在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土地被巴勒斯坦人殺害，是2021年全年數字（3位）的近9倍；同時，西岸猶太定居者對於巴勒斯坦人的攻擊次數也直迫去年全年總數，達至近年高位。

以色列當局本年7月曾以千人規模的部隊進入西岸北部城市傑寧（Jenin）清掃武裝份子，是為當地廿年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被巴勒斯坦人認為是對民眾開戰。而除了此等大規行動之外，平日的西岸清掃幾乎無日無之，根據聯合國的報告，單單在9月19至22日這幾天，西岸就有6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軍殺死。

海外觀察者都曾追問一個問題：既然以色列街頭抗議司法改革的民眾和愈受壓迫的巴勒斯坦人在各自的抗爭中都有同一個「敵人」，即內塔尼亞胡及其極右政治盟友，兩種力量到底有沒有合流的趨向？

追問這個問題的人很快就得到解答：沒有。箇中原因非常簡單。

反對司法改革的以色列人所擔心的是以色列會從一個對民主制度有權力限制的「自由民主」國家，變成一個只有民主多數次而沒有制度約束的國家。在這一群人眼中，極端保守猶太教群體的超高出生率（6.6，是世俗化猶太公民群體的三倍）將會長遠而言使以色列失去其「自由民主」的性質，而以色列的核心矛盾在於「自由民主」與「不自由民主」之間的對抗。

相較之下，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以色列的核心矛盾則在於「猶太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的角逐。兩個反內塔尼亞胡群體所關心的事態全然不一樣。

而對於聚居在以色列各地中海城市的世俗化猶太人，往東30多公里之外的西岸亂局大體上只是個事不關己的問題。在他們眼中，巴勒斯坦人已不能對以色列構成真正的安全威脅－－在這一點上，他們跟內塔尼亞胡的判斷是一致的。

以色列立國時之所以沒有制定成文憲法，導致國會沒有體制上的制衡，原是出於猶太人意識形態多元、難以就國體的定義達成一致之故。其後，90年代起最高法院開始將某些基礎法律等同憲法看待，並自行建立起一套司法覆核、限制政府權力的慣例，雖然合理，卻有越權之嫌。

即使以色列民眾大體不同意內塔尼亞胡將權力收歸國會的司法改革，但整體性的憲政改革卻是不少以色列法律學者的主張。

單純在猶太人內部的視角來看，新的憲制應該一方面保障以色列世俗化的政體不會因為人口構成轉變而被推翻，並制定出制衡國會民主權力的機關，另一方面則應同時保障極端保守猶太教徒在世俗化的機制中得到在一定範圍內執行其宗教法規的權利（例如其宗教內部的婚姻制度、學校制度、各種猶太節日傳統等等）。

但以色列的憲政改革，其實也可以推而廣之將巴勒斯坦人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包含在內。

目前，超過半個世紀累積而成的既定政治現實，已決定了「兩國方案」就算不是絕不可行，也不應該再被視為以巴衝突的唯一出路。

在尋求其他創新方案的學術討論之中，像歐盟模式的邦聯制，又或者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模式，如比利時模式、瑞士模式等，都有被提出過可應用在以巴問題之上。

如何恢復1967年前的疆界卻又尊重現有的人口分布、如何定義耶路撒冷地位、如何給予巴勒斯坦難民回國權或作出相關補償、如何保證兩族利益不會因人口結構改變而受到影響、如何制定以巴雙方的安全合作機制等等各大以巴難題都得到過非常詳細的學術探究。

內塔尼亞胡司法改革之爭所引伸的以色列憲政改革討論，其實是重啟以巴和平進程的一個機遇。可惜的是，在街頭熱情抗議的以色列自由派忽視了巴勒斯坦人苦況，沒有注意到「猶太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的核心對立，錯過了這個跨族群政治合流的機會。

哈馬斯恐襲之後，戰爭已是避無可避。但戰爭無論如何結束，以巴問題依然存在，以色列憲政改革的需要依然存在。也就是說，樂觀而言，以色列自由派和巴勒斯坦人民未來依然會有政治合流的契機，只不過這個契機不知何時才會再次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