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從「橋樑」作用到融入內循環 李律仁︰香港可受惠聚眾效應

撰文:胡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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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非比尋常的一年,就香港而言,除了受百年一遇的疫情衝擊外,去年反修例運動引發的社會動盪延續至今,《港區國安法》出台後,美國採取多項制裁行動,既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又禁「香港製造」標籤。作為開放型經濟體,香港自然受到打擊,令不少人對這個城市的前景產生問號。「港經濟探索」系列報道,藉探討本港四大支柱產業面對的一些挑戰與機遇,希望能帶來一些啟示。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數據(2018年)

本港經濟今年大受打擊,預測全年經濟收縮6.1%,將為有公開記錄以來最差的一年,但金融業卻有點「平行時空」,單看數字,「中環」繁華如昔─首三季共有104家公司來港上市,集資逾2,100億元;港股首10個月日均成交額達1,250億元,按年飆升四成;金融業失業率約3%的水平,遠勝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的11.7%。居安思危,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李律仁接受《香港01》專訪時表示,香港金融業需要思考未來是否只繼續扮演對外的、與內地連接的橋樑角色?中長期有一個重大抉擇─如果不參與「內循環」,內地慢慢追上後,終有一日香港便沒有什麼優勢。

「你一定要有很大的國內基礎,國際的錢才會和你玩!以前香港是亞洲的中心,但現在科技發達,我還需要什麼『中心』呢?撳個掣便可以。老實說,如果歐美資金想投資印尼,我經你香港,結果你還是落到去印尼吧?如此情況下,做純國金中心,放棄國內那部份,中長期不是我們的方向。」李律仁開宗明義地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不能再以中間人角色自滿,必須及早融入中國內地這個龐大的經濟體,以賺取聚眾效應(Critical Mass)。

以往香港本質上做中間人是有好處的,也是其長久賴以成功的角色,「愈開放型而地方小的經濟體,例如香港,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就愈多涉及外面,我們隔籬鄰舍,一邊是一國內的另一制,另一邊則是其他國家。」但隨着中國經濟躍升至全球第二,內地擁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香港須思考是否只做內地對外的中介人,「我們可選擇只做『橋樑』的部份,但這個模式會令我們長遠少了『Critical Mass』。」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多次提及中國經濟「雙循環」,即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勢主宰未來多年中國經濟走向。面對此變局,李律仁坦言,倘若本港金融服務業繼續以對外中介人身份參與「國際循環」,但選擇不結合「內循環」那部份,終有一天會發現香港沒有足夠的「Critical Mass」,恐步昔日金融名城威尼斯的後塵,「即是你做貿易,但到某一天『Trade is not the big deal』 的時候,這個城市就不會再如日中天。」

他指出,當今成功的金融名城都有很大的國內基礎。以股票市場為例,紐約交易所有2,243間上市公司,當中1,719間在美國註冊,佔比77%;倫敦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也有72%是英國公司。翻查資料,截至今年10月底,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達1,303間,市值佔整體的81.2%,但隨着中國經濟體量迅速擴大,香港已不能僅發揮便利內地企業來港上市籌集資金這功能, 必須在「內循環」上樹立明確角色,「當內地正談論雙循環時,對外的循環我們很叻,不如我們持着這一半的循環,向內地換一些機會,以參與『內循環』,那麼中長期我兩邊都學識……(否則)當你不在人家那邊的制度內,剩餘少少的(差距)都被追上時,你便發覺:優勢去了哪裏?」

李律仁認為,香港金融業不只要做連接內地與國際的橋樑角色,還要參與「內循環」。

藉跨境理財通 參與「內循環」

在李律仁眼中,最新出爐的跨境理財通可協助香港抓住更多「內循環」的機會,加快兩地資本市場的聯通。根據官方最新公布,跨境理財通的「北向通」和「南向通」擬各設1,500億元人民幣單邊總額度和100萬元人民幣的個人額度,計劃實施初期會先涵蓋中低風險、非複雜性理財產品。而內地大量的「有錢人」,便是香港金融業的「Critical Mass」。

據建行攜手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發布的中國私人銀行市場發展報告,截至2018年底,個人可投資金融資產600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的高淨值人士數量達到167萬人,可投資金額達39萬億元,反映中國財富市場體量世界第二的地位進一步鞏固。而金發局早於今年2月亦發布《香港:亞洲財富管理樞紐—行業調查報告》,調查顯示為數不少的受訪者同意,內地高資產淨值人士的數目增長,將有助香港私人財富管理行業進一步發展;與內地市場毗鄰,也令香港對私人財富投資者更具吸引力。

李律仁指,內地財富目前很需要做多元化理財,香港金融服務從業員在資產配置多元化這方面的技能仍遠遠拋離內地,「不只因為我們的多元化是包括國際市場,而是成套理財概念如何多元化、如生涯規劃等,對內地人來說仍很新,他們仍未傾向循這些角度思考。」他認為,從事理財的從業員未必如投行般,在「旺市」時可以賺很多,但理財業務需要聘用的人夠多,且長做長有。「我曾問過基金公司,如何揀選一個好的基金經理,他們表示,好的基金經理要很有方法、很勤力、跟得貼。至於比拼眼光則沒意思,因為可能幾次才中一次,反而講求consistency(一致性),所以細水長流很多。」

他又以保險業為例,帶出「Critical Mass」的重要性,「做大灣區的『Critical Mass』大過只做香港,因為基礎大,風險分散能力、產品定價亦較優,要有足夠的人去分擔風險,計算到風險分散,產品才具競爭力。」觀乎近年內地人在香港購買保單的規模,已反映香港金融服務業界參與「內循環」的好處,去年由內地訪客帶來的長期業務新造保單345,021張,涉及新造保費達434億港元,佔個人業務總額25.2%。

註1:高淨值個人指可投資資產大於600萬元人民幣的18歲以上成人。 註2:個人可投資金融資產包括離岸資產,但不包括房地產,奢侈品等非金融資產。 資料來源:波士頓諮詢公司中國財富市場模型(2018):BCG分析

難阻內地追趕 保領先地位較現實

隨着內地資本市場生態漸趨開放,香港脫離不了遭內地競爭趕上的擔憂,「從國家的角度,你不能說為了香港的競爭力,就叫別人不做,這是說不通的!」他坦言,內地正加速金融改革及開放,例如容許外國投行在內地全資擁有公司,而且內地城市追趕速度很快,香港很難把差距擴大,應以繼續領先為現實目標,以金融優勢結合大灣區的科技優勢,「香港就可向前行多幾步」。例如香港的上市制度接納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制度至今很成功,若運作下去,會令香港在生物科技金融方面佔有優勢,「那樣是可讓我們保持着一段時間優勢,因為生物科技領域未來會維持主軸角色一段不短的時間。」

李律仁又提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資金池的資金很國際化,哪怕池裏買賣的東西許多是來自內地,「我相信內地目前無一個城市的數據可以有如此表現,但是,永遠要居安思危。」他以早年加入證監會時,一位洋人執董向他說的話作補充,這名執董直言香港其中一個最大的優勢是資金自由兌換,但估計內地亦會慢慢邁向自由兌換,如果陸港兩地間的資本市場今日突然「打通」,相信香港會因為擁有自由兌換的優勢,令內地金融中心完全追不上,香港「實贏」;反之,如果內地的金融開放是逐步、慢慢來的,香港有一天會發覺人們在一些重要的環節追了上來。「在此環境下,如果我們不參與『內循環』,屆時內地發展到某天,習慣了一定程度的流通,接着開放剩餘的限制,香港就沒有什麼優勢了。」

上文刊載於第24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7日)《從「橋樑」作用到融入內循環 李律仁︰香港可受惠聚眾效應》。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43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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