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集.專訪|百感交織無以名狀 以影像對抗記憶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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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條《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將香港徹底改變。萬人空巷的大遊行、火光沖天的激烈衝突,一幕一幕的震撼畫面,留在港人心裏,然而只有透過紙張,才能長久保存,不致遺忘。反修例運動相關的書籍和攝影集逐一面世,自由攝影師陳朗熹去年受台灣網媒《報導者》委託拍攝,將香港現場的第一手照片傳回台灣。早前將照片編集成書,出版《無以名狀的力量》攝影集,他覺得無法以言語清晰地講出對於反修例運動的感受,因此是「無以名狀」。

此為反修例攝影集專訪系列之三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因雨傘運動記錄社會

「雨傘運動是個開始」,2014年陳朗熹拿着相機去到金鐘夏慤道拍攝,作為公民記者將照片供給網媒。「當時其實都未懂得攝影,拿捏不到光圈快門的概念。」陳朗熹回憶當年膽粗粗去到現場記錄,雖然「1/20秒快門都照樣按下快門,好多照片都鬆郁朦」,但這是一個啟蒙,令他了解到攝影並不單只拍花草風景,自此以後攝影不再是單純的興趣,也是他「介入」社會的途徑;或在旁記錄正在發生的事,或以完整拍攝計劃去嘗試引發關注和討論。

陳朗熹其後接工作拍攝活動、雜誌攝影、個人計劃、也作為自由攝影師為媒體拍攝,開始貼緊社會,靠近紀實和新聞攝影;其中包括為台灣網媒《報導者》記錄七一回歸20周年、反釋法遊行、梁游DQ事件等。到2017年,特首選舉一年,入職一間傳媒的固定職位,真正「入行」,但不久遇上公司裁員回復自由攝影師的身份。

©陳朗熹。2019年7月1日,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樓,塗污議事廳內區徽。此照片獲選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前線.焦點2019」攝影比賽年度圖片獎。陳朗熹當時預感示威者會進入議事廳,甚麼都不理直衝入去,就站在廳裏正中間等待事件發生,並拍下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為台灣網媒拍攝採訪

2019年香港捲起反修例風波,5月立法會鬧「雙胞胎」委員會,其時除了本地媒體和大型通訊社,甚少境外媒體留意,陳朗熹亦並未接獲委託拍攝。去到6月9日,民陣發起大遊行,陳朗熹回憶當日「我仍然沒有Assignment(拍攝任務)」,但自發到現場拍攝,他說:「我覺得件事好重要。」到遊行完畢,晚上立法會有蓋示威區(煲底)爆發衝突,陳朗熹覺得事態嚴重:「雨傘和魚蛋(2016年旺角騷亂)之後香港都未再發生衝突,大家都好緊張。」於是聯絡《報導者》,主動提出提供照片作即時報道,對方亦展開了對香港反修例運動的長期報道。

之後半年,陳朗熹為《報導者》穿梭各區衝突現場,將第一手照片傳給台灣。「我本身預計7月1日(反修例運動)就會完,」陳朗熹以為民眾因6.12衝突引發的不滿情緒最多維持到七一,回歸大遊行發洩過後就會丟淡,接下來推算要到十一國慶日才會再有遊行,認為反條例運動不能捱過3個月的空檔,「估不到會各區開花。」陳朗熹坦言對此感到驚訝。

©陳朗熹。2019年10月7日,全港多區有人抗議政府動用「緊急法」訂立「蒙禁面法」並爆衝突,防暴警察將一名示威者壓在地上。陳朗熹說:「我拍攝示威者被捕,甚少選擇血流披面、淒厲哭嚎的瞬間,我不喜歡這些畫面。」(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讀者需要多一點不同的影像

香港反修例運動吸引全球目光,各大通訊社和媒體徵求香港自由攝影記者協助,當然亦有聯絡陳朗熹。然而他絕大多數時間優先答應《報導者》的委託,有時不惜推辭報酬更高的工作,「我覺得台灣讀者需要多一點不同的影像去了解這件事。不少台灣媒體透過美聯社、法新社等購買照片,照片雖好卻顯得千遍一律,各媒體都購買同一張照片。我覺得有能力的、資源允許的,最好都做到一手採訪。」陳朗熹補充:「美聯社、法新社畢竟照顧外國讀者,我卻想拍一些照顧華文社會或者緊貼香港情況的人的照片。外國通訊社熱愛IFC為背景,即使衝突開花到全港各區,仍然要求你到中環拍攝;我希望台灣讀者可以知道原來開花會去到沙田、黃大仙屋邨樓下。」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陳朗熹說:「他們採用版權共享方針,我為了保留版權選擇替《報導者》工作。」(按:版權共享表示照片版權為媒體公司及拍攝者共同擁有,而非全權交給媒體公司)因此陳朗熹在出版攝影集的過程中,不需為版權問題而煩惱。

冀攝影集對抗記憶流逝

「我是好老派的人,我覺得生產影像的路途最終一定是展覽或書本,我覺得一定要以此為終結。難得我有版權,又有足夠的照片數量,於是想要嘗試。」除了滿足自己對影像的執着,陳朗熹亦期望攝影集可以有實際的作用:「我感覺香港會開始出現變化,我怕影像會消失,會被遺忘,會被賦予不同的意義。」數碼影像可輕易大量複製,也可輕易遭刪除,也許最終不會完全消失,但過程中將化為碎片。在搜尋器、社交網站、通訊軟件中出現的影像,早已跟原本的圖片說明或者報道切割。「我想將碎片整合,實體地留在人們的書架裏。我喜歡每隔一段時間就將書架的書重新拿出來看,如果影像可被有系統地不停翻看,我覺得可以抵抗記憶的流逝。 」

陳朗熹希望攝影集可以對抗記憶流逝,卻不說留住歷史。「歷史是實在的,資訊性的,像是某月某日共發射了多少枚催淚彈,某月某日又有多少人被捕;記憶是無形的,存在腦海中的想法……對抗歷史流逝不是我的責任,我想用照片重組記憶,重組感情,重組精神。我希望攝影集不會是資料館,而是體驗館。再過一段時間,你可能還數得出中大一役共發射了多少枚子彈,但當日現場人士的情緒,那種恐懼或者被壓迫的感受,你未必記得。」

無法消化的思緒

陳朗熹說籌備攝影集的過程中有幾個困難,第一是書名,第二是封面。陳朗熹嘗試將自己對反修例運動的想像和自身感受形容給朋友聽,覺得無法消化。「運動持續好長,好多東西互相交織,好多你仍未明白的事情。例如這個行為是否正確?這個做法能否帶來進步?這張照片會有甚麼影響?」陳朗熹說自己最後也說不出來,就像「Untitled」(無題)一樣,不如就讓照片表達,朋友最後替他起了《無以名狀的力量》,英文是「Unspeakable」。

©陳朗熹。2019年11月12日,中文大學二號橋爆發激烈衝突,警方發射催淚彈,煙霧瀰漫。此照片最終印在《無以名狀的力量》封面,陳朗熹說:「我覺得揀得好,也是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張照片。」(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封面最後採用了相對簡單的設計,印着一張11月12日中文大學衝突的照片,雖身處衝突中心,照片中人物的動作卻是含糊的,不明確的,催淚彈煙霧亦使人無法判斷環境位置,「在迷霧裏,很不確定,沒有狀態,就是無以名狀,不能言喻。」封面照片亦展現到陳朗熹的風格,「我並不特別喜歡統傳新聞攝影,好明確好有動作的一類照片。」書中他揀選很多相對偏門,平靜的,抽象的照片,「我喜歡無聲的,符合我性格」。

編排相片時,陳朗熹最初打算打亂時序,將照片分類排列,但有一日他遇上瓶頸,「排到好辛苦,於是我試試排一個順時序的,因為順序是簡單的,等於不用排。看完後我幾乎哭了,那一刻我才發現得到,原來按時序是好重要的。我目標的讀者是曾經參與過,或者緊貼這個運動的人,照片按着時序,就似完整地重新經歷一次上年的事。我眼濕濕,有點鼻酸,決定要順序排列。不過完全按時序又有其他問題,作為攝影集有些地方會變得不好看,於是我約略調動,得出現時的排列結果。」照片大致按時序編排,個別則按需要穿插。

我覺得整個反修例運動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分割成一個又一個獨立的日子。
自由攝影師陳朗熹

攝影師不被照片感動

衝突中往往伴隨受傷和流血,陳朗熹在現場耳聞目睹過無數次示威者哭嚎尖叫,在心裏留下陰影,更出現恐慌發作(Panic attack)症狀,「10月11月時最嚴重」,陳朗熹在籌備攝影集時已過了最嚴重的時期,到事件現場或仍有影響,但在家中重新審視照片就沒再出現恐慌發作。「我覺得最容易影響情緒是聲音,我經常說,作為『影相佬』覺得照片是最不感動的;我試過看電影流淚,試過聽音樂流淚,也試過閱讀文字流淚,但未試過看一張照片流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工作是攝影,時常計算照片背後的東西,所以難以代入。」

陳朗熹說自己最深刻一次經歷是發生在理工大學,11月18日約凌晨5時,警方突擊攻入暢運道入口,與示威者再爆衝突;陳朗熹本來找了一個角落休息,驚醒過來衝到事發位置,卻有雷射光從對面大廈照射過來,「我立即拉着身邊一個行家,一同躲在掩護物後面,」他當時判斷雷射光並非示威者的雷射筆,而是警方部署的狙擊手,聯想起《凜冬烈火》("Winter on Fire")的情節,「好驚,第一次覺得有機會死。」理大事件過去後,警方西九龍總區指揮官卓孝業表示,當日確有安排狙擊手在高處戒備。

影像編輯很重要

陳朗熹直言很多照片未必是有意識地去記錄,抽象一點的或者特寫類照片可能會較多計劃,但其他都是靠條件反射。「在現場不停按快門,沒有感覺的,根本不知道拍了甚麼,之後翻看才發覺哪張拍得好。」現場一切都急速變化,加上為《報導者》在現場拍攝的只有他一個人,判斷去哪裏拍,站位在何處已佔用了整個腦袋,「一張照片好與不好,靠直覺反射。但整輯成品好壞,就很視乎編輯(Edit)的能力。運動持續這麼久,拍到數十張好照片一點不出奇,但能否在海量照片中將它們挑選出來?或只是選取了次一等的照片?極難!攝影集出版約兩個月,我發覺原來自己都揀選了不少次貨。如果我重新做一次,我可能會刪去十多張,再換另外十多張。最後發現原來做得未夠好,不過印了出來也沒辦法重新再來。」

©陳朗熹。2019年11月12日,中文大學二號橋爆發激烈衝突,示威者與警方對峙。此照片在網絡上被瘋傳,陳朗熹說:「人人都喜歡這一張,但我更喜歡另一張(封面的中大照片)……可能是我硬頸吧。」(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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