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家屬自助組織互撐 難覓會址 麥記辦聚會 公園訴心聲
曾患有躁鬱症的唱作歌手盧凱彤（Ellen）突然墮樓身亡的噩耗，引起大眾關注躁鬱症，亦引發社會討論精神病的嚴重性。
香港社會對於精神病的認識薄弱，在一般人眼中，精神病患者輕易與「癲」、「痴線」和「傷害別人」等標籤劃上等號，但大眾忽略了的是，患者更懂得傷害自己，對照顧者和家人而言，是一場充斥着歧視與恐懼的心靈角力戰，若他們得到同路人的互相支持，無疑是一條強大的精神之柱，但政府的支援又是否足夠？
《香港01》記者訪問了一名精神病患者家屬、協助他們的區議員，了解當中困難。
曾患有躁鬱症的Ellen，在其音樂作品《廿九歲的遺書》中寫道：「將鬱燥滋味紋上右臂，不蓋掩，我傳奇。」然而，並非每一個精神病患者都能夠將病發的滋味向外人表露，在治療的過程中，有人選擇自殘，有人選擇了結生命。精神病能否康復不是必然，沒有人能夠像電影橋段般，一句激烈的說話就能夠拯救對方，唯有靠長時間的照料，才有機會看得見曙光。
精神病患者家屬甄偉雄的胞妹在20歲時診斷患上精神分裂症，病患令她失去學業、工作和朋友，更難以照顧自己。甄偉雄說，起初家人以家長式的方法料理妹妹，着她要聽話、依從指示，但後來發現這個方式根本行不通。她說，妹妹曾經試過對父母說想跳樓，當時父母只感生氣，於是就拋下一句：「你跳落去啦。」幸好悲劇最後沒有發生。甄偉雄坦言，對不少家屬來說，只要患者可安在家中，不發生事故，便已經覺得滿足，「根本唔會對康復抱有希望」。
後來，由於雙親年紀漸大，照顧妹妹的重擔便落在甄偉雄身上。被問及照顧妹妹的困難和辛酸，他只是輕描淡寫，但強調妹妹之後在新生會和工場得到幫助，病情得以控制，可以自理生活。因此，甄偉雄加入由精神病康復者和家屬組成的自助組織「家盟」，希望幫助同路人。
同路人互助只能去麥記
「家盟」於2004年成立，2014年獲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計劃撥款推行服務，為精神病患者家屬和照顧者提供各項支援，促進照顧者的精神健康，鼓勵彼此互相扶持。然而，自成立以來，「家盟」一直是借用新生會會址舉辦活動，但由於新生會即將進行重建，無法再借出地方。甄偉雄無奈地表示，如今連家屬想找職員傾訴的地方也失去，「有時候我們只能去公園，探訪家屬就只能在麥記相聚」，但並非人人喜歡這樣的「拋頭露面」。
訪問當日，「家盟」一眾執委和民協黃大仙區議員施德來開會，討論爭取大窩口空置單位作會址，以及申請空置多時、位於佐敦的前賈梅士學校校舍為聚腳地，在社區推廣精神健康活動。當中大部分是精神病患者家屬，有的家人患了思覺失調、有的是躁鬱症、有的是躁狂症、有的是精神分裂症......他們除了希望爭取永久會址外，亦關注治療精神病藥物問題。
家屬冀爭取新型口服藥物治療精神病
蔡女士的兒子19歲時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她以「這是醫院給他的罪名」來形容這個病。蔡女士說，醫院多是以注射針藥來控制兒子的病情，他們俗稱這種針為「懵仔針」，讓患者鎮靜下來。不過，注射針藥的副作用很多，例如會出現口腫面腫、反白眼，甚至是休克。在旁的陳女士說，多次因為兒子出現休克和反白眼的副作用而要報警求助。家屬們一直希望向醫管局爭取將兩種新型口服藥物納入藥物名冊，以減低副作用，但久久未有回音。
區議員批政府忽略家屬聲音
一直協助「家盟」尋找會址的施德來表示，若要妥善支援精神病患者及家屬，除了由政府提供醫療診治、非牟利或慈善組織提供社工支授服務外，由家屬成立的自助組織，提供平台讓同路人互相給予情緒支援亦十分重要，三者必須配合。他批評政府忽略了自助組織的重要性，「政府分100份資源，當中有50份給了醫生、40份給了社工，留給自助組織的連十份一也沒有。即使醫生開了藥，社工監管精神病患者按時食藥，但患者服藥後有何反應，只有家屬和本人最清楚」，慨嘆家屬和患者的聲音往往最為被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