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2.專訪|國安法下續傳承六四 林洋鋐:傳承真相責任更大

撰文:吳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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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4日,林洋鋐站在維園燭光晚會的大台,聲嘶力竭地訴說他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親身經歷,內地學生冒死護送他離開人民英雄紀念碑、三輪車伯伯護送他到機場等章節,淚水混和在維園燭海之中。4年過去,香港政治環境天翻地覆,《國安法》去年在港實施、政府以疫情為由再禁六四集會,維園燭光不復再,如何在新時代傳承六四,成為公民社會探討的一大議題。
林洋鋐接受《香港01》訪問時明言,對本港政治前景非常悲觀,認為最惡劣的情況還未到,但即使如此,傳承六四真相的責任反而變得更大,「關鍵係如果大家覺得六四嘅價值好重要,每個人就要默默去做(傳承) ,遲下如果(公開)唔講得,我哋咪私底下講囉,所謂『地上本來沒有路』,就係咁嚟…...微微細細、聚沙成塔咁慢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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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學生絕食最震撼 難忘內地學生捨命相救

1989年,當時只有22歲的林洋鋐擔任學聯代表會主席,他在5月13日抵達北京,到達天安門廣場一刻,數百名學生無限期絕食的情景,「令我最震撼嘅係,當時北京學生本身就係天之驕子,只要不作聲,就係社會既得利益者,前途、榮華富貴乜都有,但佢哋唔單止押上前途,仲押上生命…...呢個係愛國運動,如果唔係基於對國家嘅深愛,係唔會犧性自己前途同生命,幾百個人一齊無限期絕食,當時係好深刻。」

「呢個係一個好痛苦嘅經歷」,林洋鋐以這句話形容當年在北京經歷的一切。6月4日凌晨2時,他親手救起一名被槍擊的工人,這名中槍的工人軟作一團,鮮血從背部像水柱般流出,他把這名工人抬到天安門廣場北面,此時才真正意識到軍隊入城。

隨後他與其他學生撤出天安門,回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他憶述當時是凌晨4時40分,廣場的燈已熄滅,五至六名穿上迷彩服的解放軍土兵衝過來,當時他坐在紀念碑的頂層,距離他只有4、5米,「佢哋拎住衝鋒槍,我一定必死無疑,當時亦嚟唔切反應」。此時,林洋鋐身邊的5至6名內地同學,用身體緊密地把他圍著,推他離開人民記念碑,一邊走一邊哭著說:「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們要活着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

2017年6月4日,林洋鋐站在維園燭光晚會的大台,聲嘶力竭地訴說他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親身經歷。(資料圖片/黃永俊攝)

毋忘內地學生託付 每次說起也痛苦

這句話銘記在林洋鋐的心中,32年來,林洋鋐依舊對所有六四訪問、講座邀請來者不拒,即使工作有多忙碌,亦會抽空受訪,重新講述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親身經歷,即使重覆講過無數次,但記憶依然痛苦,「頭先我講清場嗰一剎那,我已經講過無數次,但記起都好痛苦…...痛苦在於北京民眾為咗自己嘅理想、保護學生而犧牲,當時佢哋即使幾憤怒,但都只有呢個咁卑微嘅要求,就係要我幫佢哋保存真相。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使命,三輪車伯伯用生命保護我去機場,目的就係希望我哋將真相保存。」

從北京返港後,林洋鋐意志消沉,不願見任何人,不想看新聞,每天在學聯睡到下午兩、三點,找不到人生目標,有一段時間曾懷疑自己患上抑鬱,如今每次談起當年的經歷,自言感性的他也不時哽咽,即使傷痛、揪心,他仍銘記着每一名在北京看過的面容,「我銘記用自己方式抗爭、犧牲嘅人,任何時候我都可以記起佢哋嘅面容、犧牲,感受到佢哋嘅痛苦。」

林洋鋐日前接受《香港01》訪問,明言對本港政治前景感到非常悲觀,更認為最惡劣的情況還未到。(盧翊銘攝)

籲不同人在各自崗位 「有智慧地默默地去做」

《國安法》去年6月在港實施,政治空間萎縮,警方再次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燭光晚會舉行,支聯會本欲於六四紀念館舉辦「流水式」悼念儀式,食環署日前上門「查牌」,指場地涉違反娛樂場所牌照規定;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亦被指違反《國安法》,今年「六四」變得更為敏感。

在政治低氣壓下,如何把六四繼續承傳下去?林洋鋐憶述,九十年代出席燭光晚會的人數逐年遞減,九十年代中只有五至七萬人參與,笑言:「得返我哋呢啲大叔坐喺台下」;到2009年,參與燭光晚會的人數慢慢增加,當中很多年輕人,不少「廿歲未出頭」,林洋鋐認為正正因為他們年復一年,不斷作出歷史見證,成功把六四傳承到一代又一代,「我哋年復一年、唔怕有幾辛苦、唔計有幾多人聽,我哋都去做歷史見證,好多律師、教師、社工、記者做好多工作,我哋唔好低估傳承歷史真相嘅重要性,好多人都喺自己嘅崗位,有智慧地默默地去做。」

林洋鋐坦言,在《國安法》下的香港,不同人也會不同考慮,他亦會考慮到自己有家室,但強調即使政治空間變小,他仍會如常承傳六四。(盧翊銘攝)

悼念地方非最重要 關鍵是保留事實

林洋鋐坦言,在《國安法》下的香港,不同人有不同考慮,他亦會考慮到自己有家室,但強調即使政治空間變小,他仍會如常傳承六四。他認為倘若六四燭光晚會日後不能再辦,必然對六四傳承工作有影響,但認為眾人應秉持「做到幾多就繼續做」的心態,繼續把工作做好,「一定有影響,香港嘅情況未差到好似捷克(布拉格之春)、台灣二二八事件,人哋都可以做到(承傳真相),我哋唔會做唔到。係咪難啲做到?會!(教協)張銳輝都話唔敢上堂講,支聯會都話唔搞(晚會),空間細咗唔代表唔做,做到幾多就繼續做,起碼我依家仲可以同你講,仲可以同朋友講,開seminar講都仲得!」

他認為,市民不一定要到維園悼念,認為在哪裡悼念不是關鍵,關鍵是能夠達致保留事實、傳承八九民運價值的目的。

林洋鋐指,縱然政治環境每況愈下,傳承六四真相的責任就變得更大,因對前景悲觀與是否繼續傳承是兩回事,過去亦不是因為對前景感到樂觀而堅持,「關鍵係如果大家覺得六四嘅價值好重要,每個人就要默默去做(傳承) ,遲下如果(公開)唔講得,我哋咪私底下講囉,所謂『地上本來沒有路』,就係咁嚟…微微細細、聚沙成塔咁慢慢做」。

林洋鋐接受《香港01》訪問,談及當年在北京天安門的經歷,及對如何承傳六四的看法。(盧翊銘攝)

本土、「老鬼」大和解 兩代人因政局「此消彼長」

本土派於雨傘運動前後崛起,曾批評支聯會六四集會」行禮如儀」,指國內所發生過的事與他們無關,又認為香港未有民主普選,談何「建設民主中國」,本土派與傳統泛民水火不容,甚至曾有本土派人士到燭光晚會搶咪「拆大台」。可是,隨著兩年前反修例運動爆發,不少昔日反對支聯會「五大綱領」的年青人亦認為,悼念六四是有必要的,認為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是時候放下過往世代和派系間的分歧。

對於這個年代「和解」,林洋鋐認為,年老一代與年輕人拉近是緣於此消彼長,指年青一代正經歷一個「全方面打壓」時代,「多咗明白當年受壓迫嘅北京民眾,唔再以一個『關我鬼事』嘅態度去睇六四,令兩代人睇同一件事嘅角度貼近咗」。他慨嘆,數年前本土派能夠批評他們這些「老人家」行禮如儀,正正反映當時政治環境十分寬容,今天兩代人走近,正正反映「打壓鋪天蓋地」,令所有人只能瑟縮一起。

每年6月3日晚上8時,林洋鋐會與戰友陳清華到中聯辦外悼念六四死難者。在《國安法》實施後的首個六四,他表明會如常到場悼念,如有被捕風險,他便會離開,「今年應該要去掛,只係悼念死難嘅人,悼念唔駛拉掛?如果佢話要拉,我哋咪走囉,國家咁強大,係咪三、兩人悼念死難者都容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