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三料人才」李浩然：官員權力愈大責任愈大 勿忘人文關懷
李浩然有多重身份，既是專家學者，曾著書研究《基本法》，又曾經在內地政府部門任職，現時是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首席戰略官，兼具政府、商界、學者三方經驗，算是「三料人才」。他近日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選委會界別，引起政界關注。
李浩然接受《香港01》專訪時提到，集合多方面的訓練經驗，日後可對香港政府運作和制訂政策有更透徹的了解，尤其在內地一個貧窮小縣工作，讓他更加明白到行政機關權力大之餘，背後需要肩負的責任、道德和心理壓力也很大。他亦以此經驗，希望警惕自己、所有從政者和特區官員，行使權力之時絕對不能忘記基本的人文關懷，照顧人民的生活。
對於近幾年政治環境的轉變，李浩然認為一國兩制的原意和精神，是讓兩制之間互相了解、溝通、磨合，但慨嘆泛民主派多年以來聚焦於政治矛盾，錯解了《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本意，用錯方式，以「極端施壓」的方法對抗特區和中央政府，最終發生一些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事。
中港行政思維大不同：內地鼓勵「倡導新事物」
李浩然曾到貴州省工作，擔任息烽縣政府縣長助理，分管教育局、司法局、法制辦、政研室、衞生局等部門，是少曾有到內地任官的香港人。他坦言，這份經驗確實頗特別，對公共行政領域有更多認識，同時亦體會到香港與內地官員的思維模式有明顯不同：「香港的官員，如果你給他一張『to do list』，他們會做得很好；在內地，官方會很重視你去initiate（發起、倡導）一些新事物。」
李浩然舉例指，息烽縣是個較貧困的地區，但縣政府會想很多不同的花款，去引進資金完善地方的基建、改善經濟。「例如內地有個術語叫作『跑部錢進』，跑遍各相關部委爭取地方的資源，我們當時就向鐵路部爭取在縣內建高鐵站，這不是既定的『to do list』，是我們自己發起的新想法，再去爭取。」
他又提到另一個生動的例子：「我會很自豪地跟別人說我懂養豬，我們當時搞一個扶貧項目，由縣政府購買豬苗，交給農民養，再和當地大學合作配製綠色飼料。因為內地西南地區有『殺豬宴』的傳統，每逢過年都會宰豬、製臘肉，所以（貴州省省會）貴陽市的大客戶就會來買豬。我們用『綠色豬肉』作招徠，搞點新意思幫豬隻起個名字掛在豬耳上，然後帶這些客戶到農村買豬，結果這些農戶每養一隻豬，每年可增加約3,800元人民幣的收入。」李浩然指：「內地就是有這些搞新意思的空間，也要求官員有自己的想法，官員要主動去構想，也要有長遠的佈局。總之最終目的就是要改善地方的經濟，改善居民的生活。」
被問到特區政府官員是否也應多到內地政府實習，了解國情，李浩然笑指：「互相有機會了解、實習一定是好事吧！」他指，透過親身了解各自的官場文化、當地的工作模式和民間習俗，可有助雙方了解為何背後有這些不同，互相取長補短，對中港兩地都一定是好事。
深感官員責任大 有權決定他人一生幸福
不過在內地任官的過程中，李浩然也深深感受到行政機關的權力很大，必須時時警醒自己如何運用。他舉例指，當年掌管衞生局期間，曾經協助一個有多名白內障患者的農村，與清華大學醫院的專家醫生對接，讓後者直接替患者檢查和診治，由於資源有限，不能每個患者都送到北京進一步治療。「當時有兩名較嚴重的患者，一個3歲，一個17歲，兩個都有需要，但資金只夠一個人用，我們最後讓年幼那一位到北京接受診治，17歲那一位留在貴州另找方法醫治，但當然是北京的醫療資源較好。」
他指，透過這些事例更加明白到，小至一個村、縣，大至一個特區、省、國家，官員擁有權力都十分大，「你有權去決定另一個人的生命、健康，背後一整個家庭的命運，這份擔子是很重的。你可以說是『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更為準確的，是那份道德和心理壓力。」
亦因如此，李浩然表明要警惕自己以及政府官員，任何從政者都不可忘記最基本的人文關懷，「這一點在香港是較為缺乏的，我們香港的政治和社會文化都是比較商業、效益主導。但一個那麼發達的地方，怎麼會接受到每日早上5、6時，在舊區有那麼多老人家推着一車車紙皮，去賺取那一點點的收入呢？我親身了解過，有些人是退休後沒事做，但有更多更多老人家，真的有這個經濟困難，而要駝着背去賣紙皮。這是每一個從政者都要反思的，對，社會一定有不同的階層，但一個人的基本價值，是不應由他的社會階層決定的。」
嘆泛民錯解基本法、一國兩制 採「極端對抗」
身為清華大學憲法學博士的李浩然，曾著《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一書，詳論《基本法》由第一稿至最終定稿的變化，以及過程中的爭議內容。回歸以來香港政治爭拗離不開對《基本法》的理解分野：民主派要求香港按第45條及68條的承諾全面民主化，但中央確立對港「全面管治權」後，於2014年人大常委會就普選行政長官頒下的「8.31決定」，方案不為民主派接受，佔領事件後雙方談判拉倒。
另一方面，民主派於修例風波後提出「35+」行動，嘗試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否決所有政府議案觸發憲政危機，民主派堅稱這是《基本法》第52條及73條賦予的權力，但在中央眼中這是顛覆行為，最終觸發了47人初選案。社會不免有所疑問：到底《基本法》起草之時，是否有許多尚釐清以及未能預想的地方？又應否趁「五十年不變」承諾明年進入「下半場」之時，一併檢討修訂、與時並進？
李浩然表示，香港是普通法系地區，着重案例、法律條文的文本；內地詮釋憲制性文件以「成文法」為原則，重視整體環境、整部法律的語境、立法原意等。背後分野相當複雜，但這兩種詮釋方向，回歸以來引起眾多矛盾，由初期的吳嘉玲案涉及的居港權爭議，到上文提及的政治矛盾，無不在顯示這兩種法律條文解讀的不同。
不過他認為，這些矛盾本身可以通過互相了解、溝通去調和，因為「一國兩制」與《基本法》訂立的原意和精神，同時包含兩種法制的拉近與磨合，只不過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很多矛盾被放大，變成政治爭拗，社會不能理性地探討解決方式，這種理解方向並不正確。「過去一段時間以來，一些泛民的朋友用錯了方法，發展下來，最後更加變成透過『極限施壓』、鬥爭，去爭取他們一些理想和理念，這剛好違背了『一國兩制』的根本目的。以至於今日這個發展，是大家都不樂見的。」
一國兩制2047後「肯定繼續存在」
李浩然亦指出，雖然《基本法》第5條所指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這不代表2047年後香港的制度就會變，「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回歸）50年之後仍會有『一國兩制』存在」。
李指，國內七十年代後期的「再認識運動」，深刻理解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終究只是「工具」，不是一個「目標」，亦即大家後來所聽到的「黑貓白貓論」，只要能夠做到國家富強、民族復興、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兩種制度一定會互相取長補短。亦因如此，中共十九大提出的14條基本方略之中，就包含「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他解釋：「這正正是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根本理念，我看不出為何2047年後香港會不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現在不是冷戰時期，再沒有當年那些意識形態之爭。正如你今日會見到，香港有些土地的契約，早已跨越了2047年。」
至於「修法」的問題，李浩然認同一部憲制文件在草擬之時一定會有一些地方未預想到，因社會會不停進步、變化，總有技術問題出現，但並不一定要用修改的方式，有更多其他方法，例如解釋。「一部憲制性文件，『穩定』是很重要的，如果輕言修改，不單社會觀感不好，對這部法律本身也不是好事。」
專注競選立法會：坐這山 望那山 一事無成
外界曾經盛傳李浩然有機會加入政府當問責官員，惟最終未有成真。李浩然回應記者時打趣指：「這是你們媒體說的，我可沒有說過！」他引述梁啟超《敬業與樂業》一文的說法：「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意指應該專心處理眼前所做的事情，如見異思遷，終將一無所獲。
他坦言，參選立法機關是個新嘗試：「我做過內地地方政府、政策研究、商界，用你們的說法，即是轉過很多次軌道，不過我有信心，這是讓我更加了解整套制度運作的好機會。況且，我相信當中有很多經驗是通用的。」他亦不認為有中資背景的人參選有甚麼問題，因為中資從來就是香港市民日常生活一個重要的組成版塊。
李浩然期望，在完善選舉制度下，有更多空間可提出實際的民生政策，「我最重視的是『產業惠民』，讓社會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香港依然過於倚靠單一的金融行業，金融很重要，但不可一味靠這帶動經濟，金融相關從業者只有29萬人，但香港就業人口有380萬，很多其他行業都有『低薪化』現象，香港很需要其他優勢產業的出現，明明香港有基礎研究、生物科技研究做得好，怎麼不能轉化為產業呢？正如你有鮑參翅肚的條件，怎麼還日日在吃即食麵呢？我也不畏言，香港政府對於『構建產業』的能力，是幾乎完全沒有的。」
立法會選舉各界別參選名單，請按此參閱《香港01》選舉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