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監獄不敷應用 減少坐牢者才能治本

撰文: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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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美國監獄人口暴漲,背後原因眾多,但歸根究柢似乎殊途同歸─民粹政客為了討好大眾而鼓勵嚴刑,弱勢少數的外來移民因而淪為被針對對象。相關歧視問題早就根植於美國本土,而現任總統特朗普之所以能夠當選,很大程度也建基於反移民論調,包括提出在墨西哥邊境興建圍牆。

承接上文:囚犯變為生財工具 美國監獄私營化再成爭議點

PPI的資料顯示,美國逾200萬的監獄人口裏,非法移民便佔8.5萬人,裏面絕大多數均沒觸犯其他刑事或民事罪名;除此以外,還有近5萬名移民遭ICE拘押,其罪名是未能出示適當證件,而在他們被囚期間,近1.2萬名兒童亦因乏人照顧而須接受難民安置辦公室的監護。除美國外,移民在不少地方俱為監獄「常客」。在澳洲,私營監獄比率雖佔19%,但當中尚未計及專門收容移民的私營囚所;至於英國,多達七成的移民囚者也被困於私營監獄─換言之,所謂監獄供不應求、以致求諸私營,不少實為關押移民而設。

許多意見認為,與其爭論私營監獄到底是利是弊,不如從根本上減少監獄人口,則所有監獄過度擠逼及襲擊問題皆可迎刃而解。

美國警方顯然過份濫捕,以致監獄人口不正常地多,所針對的實不限於移民,也包括其他弱勢人士,特別是其他有色人種。(路透社)

美國警方顯然過份濫捕,以致監獄人口不正常地多,所針對的實不限於移民,也包括其他弱勢人士,特別是其他有色人種。長久以來,美國黑人均比白人更易入獄,即使白人佔美國人口六成多,黑人只佔一成餘,但監獄裏的黑人卻佔三分之一,明顯跟人口比例脫軌。以每10萬人口計算,美國多逾1,500名黑人淪為階下囚,也遠多於白人的不足300人,即使比較拉美裔約800人亦是嚴重偏高。

另外,PPI還指,美國警方動輒以藏毒罪名作出拘捕,每年所涉人次便超過100萬;每五名在囚人士之中,便有一人跟毒品有關。更有甚者,許多在囚人士其實未經法庭定罪;單是被拘留而未定罪的在囚人士,已佔據了美國監獄人口多達四分之三,而他們往往因高昂保釋費用(中位數高達一萬美元)而無法保釋外出。單是「毒犯」和「候審」兩個因素,已解釋了美國監獄人口為何遠遠地領先各地(見圖三)

美國大選 爆監獄政綱戰

今年11月,美國將舉行總統大選,多名參與民主黨初選的民主黨人都表明要取締私營監獄。其中,大熱門、前副總統拜登曾公開攻擊他的初選富商對手斯泰爾(Tom Steyer),批評他明明知道私營監獄會把年輕人「如豬般捆綁(hog-tied)」,卻透過旗下對沖基金投資私營監獄;在政綱裏,拜登提出要全面禁止私營監獄,以及減少美國的監禁率,直言要停止私營企業透過監禁牟利。

至於另一熱門、左翼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其監獄政綱則去得更盡,除了同樣要禁止私營監獄,還訂出監獄人口減半的目標,以及停止主要針對無證移民的強制最低量刑,並批評現行做法是針對美國黑人和拉美裔人的種族歧視。

事實上,上屆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執政時,司法部一度於2016年8月宣布計劃停止聯邦監獄繼續私營化,理由是研究指私營監獄並未提供適切的服務水平,亦未做到持續減省成本,而政府為囚犯提供的教育培訓工作也難以外判及複製到私人市場。

民主黨熱門總統參選人拜登(左)批評其競爭對手斯泰爾(右)透過旗下基金投資私營監獄。(路透社)

當時一併發表的調查報告顯示,私營監獄對囚犯來說更不安全,且亦更加嚴苛。獄內牽涉囚犯和獄警的暴力事件,較公營分別多出28%和50%,此外,囚犯被隔離單獨拘禁更多出八倍,這尤其見諸新入冊者─弔詭的是,理由並非基於紀律管理,而僅因其他監倉過於擠逼;而另一方面,有私營監獄卻被發現,超過一半的囚犯紀律事件均沒遭懲戒。相關消息令美國一眾監獄股暴挫。

然而,代表共和黨競逐連任的特朗普,一直支持私營監獄,他於2016年11月當選總統,便刺激監獄股應聲反彈。特朗普上台後,不單推翻了前朝取締私營監獄的決定,還控告加州政府去年簽署法令,逐步淘汰私營監獄,認為禁止私人經營監獄是違反憲法規定─控方指出,加州有自由決定不再採用私營監禁模式,但就無權決定聯邦政府的選擇(美國每個州份都設有聯邦監獄,加州本身便有逾十個)。

究竟監獄政策應何去何從?哪個政策才最適切?目前實無答案。始終,不同地方的經驗似乎各不相同,私營監獄未必比公營監獄好或差,私營化及市場化亦未必一定邪惡或拙劣。重要的是,私營監獄所出現的種種問題,不見得完全絕迹於公營監獄。即連公營獄警的工會也被質疑,是否同樣為了捍衛自身利益而鼓勵政府濫捕,其薪酬比私營高亦未必完全有利於社會整體。

在部份私營監獄中,囚犯和獄警的滿意度均有所提升。(路透社)

事實上,早於私營監獄成風氣前並開始政治遊說,嚴刑重典的民粹要求已在美國廣泛流行。更重要是,私營監獄在囚人數終究只佔全美約8%,份額其實少之又少,以開支計算亦只佔全國監獄成本的5%(各州之間的平均比率),故將所有監獄問題推到私營身上顯然未必恰當。究竟是私營監獄供應者「賺到盡」,抑或政策本身「創造」過多監禁需求?更莫說,一旦私營監獄一夜消失,政府必然面對更嚴峻的供不應求及過度擠逼窘況。

說到底,監獄未必是犯罪者的最佳出路。監禁固然重在懲罰,惟同時也重在鼓勵犯人改過自新─香港以「懲教署」命名,便突顯了「懲」與「教」並重。

PPI建議,在減少濫拘捕、濫拘押之餘,擴大社區服務令之類的懲教手段,將精力投到促進犯人自力更新、重投社會,不論對犯人、對社區,以至紓緩監獄困境、減少監禁開支等等皆裨益更大。

美國監獄人口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翻了六倍,近年卒之開始見頂回落,其中私營監獄的囚犯數目亦同步減少。私營監獄的歷史任務是否迎來終結?監獄政策又是否朝着更好的方向發展?大家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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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16日)《囚犯變為生財工具 監獄私營化再成爭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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