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港大經管院長蔡洪濱對話——港府應該怎樣推動經濟變革？
很多人把「一國兩制」的「五十年不變」，誤解為「資本主義」的「什麼都不變」，以為只要教條地延續自由放任的經濟邏輯和單一固化的經濟結構，不需進行任何改革，就能維持香港輝煌；不料，我們卻因而忽略這一經濟體制的缺陷，甚至捲進意識形態衝突的洪流，不但無法擺脫「變與不變」的糾纏，而且陷入由盛轉衰的困境。
「大家都意識到，『不變』不再是選擇，更多關注怎樣『變』。」從北京大學來港三年半，致力提倡香港經濟結構轉型的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如是說。作為內地知名經濟學者，蔡洪濱坦言曾經以為香港經濟仍很穩健，但愈看數據就愈吃驚，因為整體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指標極不相稱，後者有的幾乎處於世界最低水平；他斷言這種社經形態無法持久，又批評特區政府以「積極不干預」自欺欺人，更勸喻當局必須重整推動經濟發展的角色和定位。
作為首位晉身港大管理層的內地學者，蔡洪濱2017年獲聘任港大經管學院院長時，曾經引發個別傳媒關注。那時他已辭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而且身兼全國人大代表。不過，蔡洪濱沒有直接回應外界耳語，入職以來也沒有捲進任何政治漩渦，而是不動聲色地為港大經管學院及香港經濟學界帶來不小變化。
短短三年半，港大經管學院已從全球增聘45位專家，包括國際知名的學者和剛剛畢業的博士，未來五年每年還計劃增聘20人，不斷注入新血；在收生方面，本科生及研究生也由2017/18年度的4,518人，增加至2020/21年度的4,832人，成為逆市增長最顯著的學系；至於未來發展，已計劃在蒲飛路興建新校舍以提供充足研究及公共空間，工程初步預計斥資40億元，首階段將於2023年竣工；而當下的「重頭戲」，是即將公布為香港「度身訂做」的《經濟政策綠皮書》，並首度舉辦探討香港經濟前景的大型論壇——對，成立近二十周年的港大經管學院，終要發揮學界力量，推動香港經濟「大辯論」了。
「這是我們學院自然發展的過程，師資、研究、課程能力都建立起來了，就想對香港經濟政策做些系統性研究。我們對香港經濟的關注，反映我們學院的發展理念：必須植根香港、融入中國、面向世界。作為香港主要的經商研究和交流機構，利用我們的學術貢獻這個地方，也是我們的責任。」蔡洪濱沒有爭功，而是以此回應自他接掌經管學院以來的各種變化。事實上，經管學院對上一次舉辦大型論壇已是2006年，當時由現任首席副校長王于漸出任院長，以「世界經濟前景及未來中國企業發展」為主題。
愈看香港經濟數據愈吃驚
學院之所以開始強化「植根香港」的實踐，其實和蔡洪濱不無關係。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撥款政策傾向追求國際排名所限，不少本地學府為求「國際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對香港問題的研究，令學者難以履行公共知識份子理應為社會出謀劃策的責任和義務。蔡洪濱坦言，「來香港之前，從外面觀感或經濟數據看，覺得香港經濟很好」，後來為加深對香港經濟的了解，開始集結對香港問題感興趣的港大學者每月定期聚焦討論，希望能讓更多專家關心香港、互相切磋；談着談着，蔡洪濱對香港經濟改觀了，就有了史無前例的《經濟政策綠皮書》，也有了以「香港經濟」為主題的論壇。
「我作為新來香港不久的人，愈看香港的數據就愈surprised（吃驚）。一個這麼發達的經濟體，整體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指標竟然這麼不相稱——諸如人力資本、收入平等、人均住房等等方面，怎麼可能處於世界最低水平？這種社會經濟形態，不可能持久發展，就算沒有疫情或者其他問題，各種矛盾也會以其他形式更大程度地爆發。」蔡洪濱因而改變了對香港的看法，想推動特區政府乃至整個社會好好尋求化解矛盾的辦法。
確實，這就是當下的香港——一個「超級富豪」數量排名全球第一、有近四分一人口屬「中產階級」、人均GDP媲美歐美發達城市、但堅尼系數比非洲地區更高的地方。從事教育工作的蔡洪濱，尤其對香港教育開支過低耿耿於懷，因為「香港的投入遠遠低於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水平，如果這樣還算『高』，我就不知道什麼算『低』了」——以2016年為例，香港教育開支只佔GDP的3.3%，同期OECD國家的平均佔比已達到5.1%。蔡洪濱笑言：「我們總不能跟非洲比較吧？然後說，你看，我已經花了這麼多錢。」但偏偏，香港科研投入的GDP佔比只有0.8%，「就是非洲的水平，OECD都在2%至4%」。
勿以國際排名代替客觀認識
讓蔡洪濱「吃驚」的，還有香港對國際排名的趨之若鶩，例如港府經常沾沾自喜的「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他就不認為這是當下香港最需要的經濟形態：「我們過分注重國際排名，但對於那些排名背後到底反映什麼、代表什麼、怎麼計算，卻好像不是很care（在乎）；有些排名排在前面到底是不是好事，我們也不care，反正就是一片歡呼。」
那些排名的確誤導我們把劣勢當成優勢，一般市民甚至以為「經濟自由」等同「政治自由」，從而支持政府「積極不干預」，一旦排名下跌，便哀之嘆之。以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編製、曾連續二十五年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經濟自由度指數》（編按：2020年，香港在該項排名中失落第一位，屈居第二）為例，其計算公式和實質意義屢被質疑缺乏科學根據，例如12個分項沒有統一算法，有的「量評」，有的「質評」，有的「混評」，科學邏輯相距很遠；再者，指數也被批評「倒果為因」，把「經濟自由」當成「經濟增長」的原因，而忽略「經濟自由」的促進必須以「經濟增長」為基礎，完全無視世界各國獨有的資源配置和發展歷程。
「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確需要關注外界看法，各種排名也有參考價值，但斷不能以國際排名取代我們對自身經濟發展的客觀認識。」蔡洪濱提醒，除了不應過度依賴國際排名，也不要寄望單一指標反映社經發展，即使是最能反映經濟總量和增長的GDP，也未涵蓋收入平等、基層保障，以及教育科研、公共衞生、醫療服務等社福狀況。
規章僵化該自由時不自由
最令蔡洪濱「吃驚」的，是香港僵化和死板的規章制度，造成該自由的地方不自由。
「基本上我們看香港經濟，自由的東西很自由，不自由的東西too rigid（死板），很多行業的准入和管制甚至可以說是世界上最ridiculous（荒謬可笑）。」上任後致力爭取為經管學院興建新校舍的蔡洪濱，對「建築工程」的各種規限深有體會，因為造價相當驚人，「工期也是ridiculous地長，我真的很難想像。」
「香港工程費用排在世界前列，但建築工人的薪水並沒有那麼高，原材料也不可能比別的地方貴，因為香港免稅，理應更便宜。所以，你到底貴在哪裏了？就是貴在inefficiency（效率低下）。」蔡洪濱有點忿忿不平，「如果建築成本都給到工人身上，還算是社會內部的一種重新分配，但現在卻貴在管制。」
他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時任美國總統列根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推動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很大程度上是「放鬆管制」，但港府對某些行業的作為，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准入、限制競爭，且有非常煩瑣死板的framework（框架），使得一部份領域極其低效，最終造成經濟浪費，需要全民埋單」。
「積極不干預」是自欺欺人
可是，港府不但不以為然，反而美其名曰「積極不干預」，並以此限定當局發展經濟的範式。
那本是源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全球經濟受福利國家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影響傾向認同政府干預，而被時任財政司夏鼎基把「自由放任」原則修訂為「積極不干預」以抵擋要求政府出手施壓的經濟政策；至回歸後，被特區政府演繹為「大市場、小政府」，雖然在上屆特首梁振英任內曾改稱「適度有為」，但基本上仍是以「不干預」為主調。殊不知，港英政府並非完全不干預，甚至可謂「積極選擇性干預」，例如盛極一時的國泰航空，便受益於當局的傾力扶持甚至放縱壟斷，實行允許獨家經營航權、拒絕發放新牌、拉倒港深機場合作計劃等航空政策，才使國泰獨大，成為區域甚至世界航空龍頭。
「政府說『積極不干預』，完全令人困惑、自欺欺人。你不干預就不干預，還要加一個『積極』，說得好像自己真的在幹活兒一樣，可是你哪方面積極了？」按照蔡洪濱的說法，「積極不干預」的定位給了官僚一個「不必作為」、「不必求變」的藉口和托辭；若從經濟學去理解，「不變」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方面基於既得利益的保護主義，另方面源於官僚沒有改變的動力，而由於改變所帶來的潛在價值將由全民分享，即每人獲分的利益相當有限，所以也沒法形成一股足夠力量推動改變。
然而，這最終將導致政府和市場失衡，以致必須改變。
「水深火熱」已不足以形容
當「政府無為」遇上「市場失靈」，香港就成了現在這副模樣——用蔡洪濱的話來說，早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用「水深火熱」來形容已經算很樂觀了，他並不看好未來一段時間的香港經濟，因為經濟結構固化單一，導致長期增長困難重重。
蔡洪濱曾撰《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之路》一文解釋，從2009到2018年的十年間，年均GDP增速只有2.81%，遠低於1999到2008年約4.72%的平均增速，也遜於同期新加坡達到4.68%的平均增長率；至於經濟增長乏力的原因，可從產業結構看出端倪—在2007至2017年間，作為主要發展動力的傳統四大支柱（貿易及物流業、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與旅遊業）的GDP佔比由60.3%下降到57%，當中堪稱「火車頭」的貿易物流和金融服務，年均增速只有3%和4.1%，拉動力明顯不足。
更令蔡洪濱擔心的是，這兩大支柱前景堪憂。首先，反全球化氛圍濃烈，國際貿易和跨境資本流動近年不增反降，相信未來仍會持續惡化，對香港構成巨大挑戰。其次，在數碼革命浪潮中，去中介化對以「中介」為基礎的貿易和金融帶來巨大影響，例如阿里巴巴集團早於2018年宣布未來五年電子商務平台將實現2000億美元的進口，「就如內地貿易和零售日益被電子商務取代一樣，愈來愈多的進口貿易以及相關的報關物流金融服務也將被電子商務主導。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如支付、轉賬、信用、信貸等等領域的電子化、數碼化，理財和投資的人工智能化，無不是對傳統金融中介服務的衝擊。」
「中介經濟」難以為繼
「香港經濟的基本邏輯、產業和活動，都是『中介經濟』⋯⋯在正常健康的社會環境下，香港可以取得買賣雙方的信任，可一旦失去信任或了解，香港的中介地位就沒法發揮。」蔡洪濱說，反全球化和去中介化的夾擊本來就令香港經濟難以為繼，當前又因中美貿易戰和社會政治氣氛炙熱等原因，導致香港就像早前節節受挫的滙豐銀行一樣，不但無法再聯繫中西而左右逢源，反而捲進中美博弈漩渦，在左搖右擺當中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兩邊不討好。
至於何時復甦？首先取決於對疫情的控制，但蔡洪濱補充，疫情對經濟的破壞，就像病毒對身體的影響一樣，「如果身體好，即使感染病毒，也很快復原；如果身體差，不但難以康復，影響還會持續，甚至會有生命危險。」據他診斷，香港糾結於上述經濟和政治問題，長期和短期問題疊加，「表面看還不錯，實際上並不好，疫情衝擊非常嚴重，日後復蘇也很艱難」；他甚至警告，即使疫情受控，經濟活動恢復穩定之後會有不俗增長，香港經濟也不可能回到疫前水平，更別想仿傚2003年「沙士」（SARS）疫情過後開放「自由行」政策來刺激經濟。
蔡洪濱所說的「中介經濟」，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是香港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大英帝國一百七十八年前之所以看上香港，並非為了殖民，而是要擴大在華商業利益。那時香港主要從事鴉片和勞務（販運中國內地苦力）兩大貿易活動，漸漸形成了中介特性，建立了龐大的國際商貿網絡，一度成為中國、東南亞、印度、英國和南北美洲的貿易樞紐。不過，也正正因為香港長期沉浸於貿易活動，使得中介經濟內化成香港的經濟傳統和經濟價值，導致中介思維（貿易思維）融入香港人的身心和日常行為，偏於急功近利、熱衷快錢熱錢；結果，製造實業逐漸空心，新興產業難以拓展。
寄望危機觸發改變
「儘管未來香港經濟會非常困難，但再往遠看的話，在危機當中也許會有新機會，因為經濟結構轉型往往需要危機來觸發，日子過得太好時，沒有人會想做深刻的改變。」據蔡洪濱三年多來的觀察，特區政府的確知道「是時候改變了」，例如懂得以金融科技作為重點發展的方向，但是，「在轉變的過程當中，港府對於『能起』和『該起』的作用，實際上並沒有太多清晰的想法。一些比較時髦的方向，如果沒有具體戰略和實踐方案，便容易停留在方向、想法的層面，即使過了一段時間也看不到任何改變。」
同樣以金融科技為例，科技的進步早已打破地域限制，就算新冠疫情重創諸如零售和旅遊等中介經濟，但香港的新股融資成績仍然相當可觀，甚至可謂全球最佳。蔡洪濱以此提醒香港，全球金融服務出現重大變化，港府除了訂定發展方向、成立研究課題、設立教育項目之外，更要思考應該怎樣推動整個領域的創新發展，包括市場准入、技術採用、制度創新、管制鬆綁等等，作全盤考慮、即時調整，才能發揮新的中介作用。
香港轉口貿易的數據也很能說明傳統中介經濟的困局。經濟學者一般以從內地進口本港再轉口到世界各地的商品價值與內地的總出口額之比，衡量香港中介地位。在1999到2019年的二十年間，香港從內地進口再轉到海外的貨值佔內地出口總額比例，從43%下降至6%，而同期香港從其他國家進口再轉到內地的貨值佔內地進口總額的比重，也從25%下降至7%——可見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的時代已成過去。
不過，蔡洪濱引述港大經管院滙豐基金（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教授陶志剛早前在報章所撰《香港經濟轉型升級迫在眉睫》一文指出，香港幫助內地進口（從海外進口再轉到內地）的商品價值，仍遠低於其幫助內地出口（從內地進口再轉到海外）的商品價值，而這恰恰反映香港非常了解國際的進口需求，卻忽視內地的進口需求，未有做好內地進口商品的中介。
「不變」不再是香港的選擇
「大家都意識到，『不變』不再是一個選擇，更多的關注是怎樣『變』。」蔡洪濱認為，儘管未來世界經濟格局將會發生非常深刻的變化，例如出現某種「軟脫鈎」，以避免過度依賴某些國家和地區的生產佈局，但不管怎樣，外界總會希望了解中國，甚至希望在不同領域有不同介入，「香港更要好好思考如何因應時代的變化，在『雙循環』的國家戰略之下，結合自身特殊的優勢，例如國際化和法治化，發揮獨一無二的作用。」
傳統產業升級已毋須多言，創科產業的發展更是香港必爭之地。雖然個別經濟學家認為深圳創科發展勢頭強勁，香港幾乎已無任何「追落後」的優勢和條件，但蔡洪濱不以為然，反倒認為深圳創科的搶韁和人才的聚集，對香港而言是好事，一來深圳仍缺乏高端大學進行基礎研究，二來香港毗鄰深圳，具備地緣優勢，對國際人才來說很有吸引力。
「要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必須先改變經濟模式。」蔡洪濱指出，傳統產業多以低技術、高勞動投入為主，就業充分，但生產效率不高，勞工階層的薪酬增幅也有限，若要轉型到以高端專業服務為支柱的經濟結構，就需要建設「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而當務之急，必須正視長期以來教育投入不足和滯後、導致整體教育水平漸漸落後的現實—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5年對25歲以上年齡組別的人均受教育年數統計，以色列是12.8年，日本和韓國分別是12.5年和12.2年，但香港只有11.6年。
結構轉型從增加教育投資開始
蔡洪濱曾在《建設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一文中批評，相對於社會對教育的重視，政府在教育投入的差距，「原因之一也許是仍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少數精英的特權」，因而設置過高的入學門檻，例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便把首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長期維持在1.5萬個，而政府資助的副學士學額甚至不足2,500個，實在無法順應時代的變化和高端人力的需求。一組非常驚人的對比數據是，在韓國，95%適齡青年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但香港只有三成多而已。
「大學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及對於社會的整體意義，無疑是高收益、『穩賺不賠』的。」蔡洪濱重申，若要重振香港經濟，除了建立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已別無選擇。他就此提出兩大建議：首先，在五年之內加大公共教育支出的GDP佔比至5%，並把首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提升到至少兩萬個、增加副學士學位的資助學額、適時降低入學門檻等等，從效率、公平及社會整體的理性角度出發，盡快擴大大學教育的機會；其次，在五年之內加大政府和大學研發支出的GDP佔比至1.5%，並且通過資金配對形式及其他鼓勵政策，將產業部門的研發開支提升到GDP的1%左右，以達致整體研發開支佔GDP2.5%的水平。
「當初之所以來香港，是因為我很喜歡這裏的國際化和多元化。就個人經歷而言，無論生活和工作，我從來沒受到任何關於身份的困擾，我也非常感謝港大同事對我的寬容和接納，大家共事期間都秉承專業和開放，不會囿於身份或者政見的限制。」本身是內地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兼民盟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蔡洪濱強調，香港的魅力在於開放和多元，當下也需要不同背景人士建言，才能引發社會討論、推動經濟變革——「因為香港的顏色比較敏感，所以我們做的是Green Paper（綠皮書）。」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主辦「香港經濟前景研討會」詳情：
日期： 2020年12月4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9:00至下午5:00
地址： 港島香格里拉酒店
嘉賓： 多位香港知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Romer
內容： 經濟結構轉型、土地房屋改革、政府改革與市場發展、人口老化和貧富懸殊、教育不平等、社會欠流動
上文節錄自第24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16日）《與港大經管院長蔡洪濱對話——港府應該怎樣推動經濟變革？》。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上文節錄自第24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16日）《與港大經管院長蔡洪濱對話——港府應該怎樣推動經濟變革？》。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