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四】來自國外的法學院院長 如何化挑戰為動力？
院長一職，是作為整個學院的「戰略部署者」及「規劃師」，擬訂學院教學、研究的發展方向。而學術圈盛行盲從國際化之風，在教資會評核標準的「誤導」之下，學者更被迫捲入無聊的遊戲規則，因而叫苦連天。作為院方，如何從院務層面與這樣錯誤的趨勢抗衡？又對自己的教學研究方向有何期望？
面臨兩難 院長充當規劃師角色不易為
對此，鄔楓表示，自己不清楚教資會在教學和研究方面有什麼「偏好」，但可以透露的是，中大法律學院的教授們正在本地、區域和國際的重要領域進行研究，如很多項目都是探索法律與科技的各個方面，近年，法律在科技界的影響日益增長，他願就此作出回應。
陳清漢則表示：「對我來說，我要做的就是僱用優秀的人才，如果我這樣做的話，無論採用什麼標準來評估他們的工作，其教學和研究質量都會很高。另外，我必須提供一個良好的研究環境，以便同事可以最大程度發揮他們的潛力。這包括設定廣泛的研究方向，並鼓勵與其他學科的學者進行合作，以催生出更多有趣的項目，同時也要與國際上優秀的研究人員建立夥伴關係，並提供種子資金。如果這些做得好，必會出現好的研究。」
他認為，自己作為院長，擔任的是「主持人」的角色，所以只會對同事們所做的工作給出一個大概方向，並會定期參與他們的討論，會最大程度尊重同事的學術自由。他也坦言，自己並不會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去考慮這些研究是否適合RAE，或者研究主題的影響因素是什麼，並表示將來也會進行一些「RAE-friendly」（RAE友善型）研究，令其具備更明顯的合適RAE的特徵。
看來，即使是院務「主持人」，也難以完全不理制度的大框架，無奈之下只得作出一定程度的「退讓」。學者出身的院長們只能一邊體諒、保護教授們的學術自由，一邊考慮學院的資金補助和排名，適當迎合評核的標準，正如港大法律學院前任院長何耀明曾表示會「遊說」一些做本地研究為主的的教職員，適量地做些國際指向的研究。
迎接挑戰 促進法學院師資團隊國際化
正如其他各地的高校，教職員多是向全球公開招聘的，尤其是在英文授課地區，教師團隊更是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港大法律學院現時共有83名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新西蘭、意大利、印度、台灣及中國內地等多個司法區域的教師。目前，城大和中大法律學院院長分別來自同為普通法系的新加坡和大陸法系的德國，而在此之前，包括港大法律學院院長，也都是由來自國外富有經驗的教授擔任。只有港大現任院長傅華伶教授「例外」，有「國產」背景。其實，在世界各地的法律學院，如此國際化的師資團隊是很常見的。
香港教育大學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助理教授胡少偉在《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及國際化現況》一文中指出，本港的高等教育經歷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精英型、九十年代的大眾化，在二十一世紀終成為普及型的高等教育社會，為支持本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定位，教資會開始協同各院校一起合力培養具國際視野的人才。早在2004年，教資會發表《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長．與時俱進》，稱香港應扮演區內教育樞紐的角色，促進各受資助院校致力達致具國際競爭力的水平。
法律專業具有政治性及地域性特徵，故此，來自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教職員需高度了解本地文化和法制。這對於來自國外的院長而言，或是一件既富挑戰又有機遇的事情。鄔楓經歷了在德國、中國內地、台灣、英國和美國的培訓和工作，並獲准在德國、英格蘭和威爾士執業。這樣的經歷令他對不同法域的知識和法律環境都有所了解，且他之於香港這座城市而言，並非是「初來乍到」。他表示：「自從1999年以來，我就一直在香港工作。我真的覺得，能夠在香港生活和工作是我的榮幸—香港是世界上最令人興奮的城市。 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也有所不同。 但我從未將這些差異視為挑戰，而是作為啟發—充分利用『不同的世界』這一點創造價值。」
曾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法律學院院長的陳清漢表示，在來香港工作之前，沒有什麼大的擔心和憂慮，因為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學術環境與新加坡分別不算太大。他表示：「我最大的憂慮，大概是對城大法律學院文化的認識和了解不足吧。除此之外，改變思想觀念在內的文化或是個漫長又艱難的過程。幸運的是，我們法律學院的文化、氛圍很好，同事們會用開放的態度看待我的建議，從而令我更有信心和抱負去探索新的想法。」
可見，遠赴重洋來此任教的院長、教授，不但深知「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特殊法制地位及溝通中西的特殊位置，更是將其作為本地教學的人才培養重點和研究發展方向。融匯中西的社會和陸港法制間的特殊關係，令比較世界各種法律異同的比較法研究在香港得以「大展拳腳」，也令兩個法系、兩地法律間的溝通交流需求加強。
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若在學院經濟命脈的撥款評核制度上設下無形限制，學院對於今後發展的方向便會有所顧忌，整個本地法律市場也被引領走上錯誤的方向—這也將是院長、教授們如何努力都無法挽回的局面。
王江雨指出，香港和新加坡的招生情況其實有些相似，法律市場都受到高度保護，這也是因為新加坡和香港是相對較小的司法管轄區，市場因而比較小，要確保行業的利益，再加上法律普遍被認為是在國家治理中最關鍵的學科，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但新加坡的情況更「誇張」—專業博士（JD）項目不對外開放，幾乎確保百分之百的本地學生。如此一門特殊的學科，在這個政治、法制、地域位置都很特別的小島上，究竟會擦出怎樣的「火花」，迸發出怎樣的能量呢？
陳清漢直言，美國之所以有許多法學院在國際上廣受讚譽，很大部份原因是美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 這令美國的法律發展更具吸引力，並因此擴展了許多美國法學院和學者的影響力，吸引了世界各地優秀學生，建立了一個良性循環。他也表示，中國有很大機會在短時間內擁有至少與美國同等的影響力。香港的法學院享有良好的國際聲譽，同時被公認為中國法律的主要中心，無疑有條件打造世界上最重要的法學院。
他信心滿滿地指出，城大法律學院的目標就是成為這樣的法學院，城大的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已成為全球領先的中國法研究中心，在具有高度競爭性的法律服務市場下，研究普通法和中國法的香港律師將會更有優勢及競爭力，故法律學院必須發展與其所在地區及整個世界有關的專業知識，而這兩個目標並非相互排斥的。
港大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在擔任院長之前曾擔任副院長，主要負責學院的國際合作工作，並在任職期間推動了港大法學院與各國高校、科研機構的專業及跨界合作，之後，全力促成了與北京大學的法學本科雙學位項目合作協議，以培養通曉內地與香港法律制度的「複合型人才」。無論是市場需求，還是本港法律人才肩負的特殊責任，都促使本港法學院在未來發展中注入更多「本地元素」，老生常談的「阻礙」—教資會刻板的評分制度也需因應實際情況，作出調整與改變。
上文節錄自第248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11日）《教資會評核標準不合時宜 盲目追逐國際化乃香港法學困局》。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