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科技.三|缺頂層設計之痛:香港頻與科技騰飛擦肩而過

撰文:楊瀅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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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府到市民,都對發展科技有過太多遲疑。中芯國際、大疆科技和數不清的北上港企,太多發展科技的機會曾擺在香港政府眼前,卻沒有珍惜。港人普遍相信「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的玩笑,眼見新加坡厚積薄發實現經濟奇蹟、深圳GDP反超香港,卻依然不相信科技能在香港激起水花。
此為香港尖端科技發展系列報道四之三

承接上文:

尖端科技.一|香港如何借勢打造世界新矽谷

尖端科技.二|去科技化之痛 :「矽港」胎死腹中,陷入惡性循環

香港是個高度經濟化社會,前沿科研偏是最難談經濟效益的事情。「內地的科技發展在講『十年磨一劍』,香港根本不敢做,甚至不敢想。」黃錦輝慨嘆,「過去三十年,我們還是比較短視一些。」他把這種短視歸咎於港英時期形成的思維,「因快回歸了,大家就想搵錢盡快走,太長遠的投資都不去想,所以就搞服務業,做『炒賣』⋯⋯這種風氣應被糾正。」

研究「十年磨一劍」的科技,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從不只是大學和科創界的責任。這當中不止需要商界轉變對科技投資的模式,更需政府在「頂層設計」上有前瞻佈局、政策傾斜和財政投入,制定藍圖,以「長遠規劃」對抗市場中追逐經濟效益的「短視風氣」。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說,「內地的科技發展在講『十年磨一劍』,香港根本不敢做,甚至不敢想。」

市場短視保守 執政者官僚僵化

黃錦輝所言的短視、保守風氣,在科技投資上可見一斑。許可和劉振韜作為同出身於科技園的創業者,在內地、香港和海外均接觸過不少投資機構。許可形容,「香港投資者對技術的質疑較少,但拍板時,膽子也沒那麼大」,最後還是願意「投」自己看得明白的商業模式。他舉例,像科大李澤湘的團隊,就會選擇投資「成熟模式下的微創新」,如無人機改造技術,而不會投「超出認知範圍的硬技術」。許可總結:「香港的投資者稍微沒有內地投資者那麼勇敢。內地投資者就算看不懂權威機構、技術原理,也較勇於去投。」

劉振韜憶述曾在矽谷出差,發現美國的創投氛圍更大膽。「矽谷投資很簡單,投十間(初創公司),中三間,就可賺錢。因他們贏過,所以不會每間都『啄』。香港一次都沒贏過,當然會保守!」他形容香港人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創科投資的氛圍,在科技方面的風險投資知識更是落後,「你與基金談,他們不相信你會成功,覺得你在騙他。但做生意必然有風險,不然什麼叫風險投資?買層樓好過啦!」

恆光半導體公司CEO劉振韜曾在摩托羅拉擔任電子工程師,已過六旬的他如今在科學園創業。(資料圖片 / 龔嘉盛 攝)

不止是商界,陸港兩地的政府和公營機構對科技初創的態度和管治模式亦大不同。自「十四五」規劃定調要發展尖端科技後,類似朗思、恆光等擁有半導體專利的初創公司不止早成了內地投資機構的「兵家必爭之地」,更是內地地方政府眼中的優質資源。劉振韜舉例,他率領團隊前往內地參加科技比賽,在比賽之前,無錫市和寧波市政府的官員來與各團隊開會。「無錫政府開聲,無論明天比賽輸贏,在座33個隊伍,只要願意落戶無錫,政府即刻給1,000萬元(人民幣)!然後寧波政府又走過來,講了同一番話!」他表示,針對半導體企業,南京、烏鎮、合肥三個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力度都很大,還有購房補貼和子女教育補貼等,「加起來不會少於2,000萬元(人民幣)。」說完還不忘提醒記者,「你一定要寫給香港政府看,這是現實中正在發生的事情!

許可則以「深圳天使母基金」來闡述內地政府的清醒和積極,「深圳政府非常好的一點,在於他們清楚意識到深圳本地科研資源是不足的,所以會用『天使母基金』來吸引研究資源、科技資源。」深圳天使母基金是深圳市政府投資發起的科技風投基金,規模達100億元人民幣。天使母基金與深圳本地部份科技創投公司簽約,實行1:1的資金配套,戰略性投資一些深圳短板的初創企業。朗思科技日前獲得來自於「英諾天使基金」的數百萬元融資,該機構亦是與天使母基金簽約的公司之一。許可透露,深圳天使母基金希望吸引「硬科技」項目,更看中香港有強大的基礎研究優勢,因此在招攬香港團隊方面「專設指標」,「這就是老有人聯繫我們的原因。」

深圳光明科学城启动区工地建设现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相較之下,港政和科學園的資助機制顯得僵化和保守得多。劉振韜形容科學園的入駐程序極其繁複,「其實搞工程,官僚真是無用的!拿文件去管真的沒用的!」他感嘆,填寫文件對他們而言簡直是「負累」,是在discourage(不鼓勵)有志創業的人。許可亦表達了相似看法。朗思科技是從大學中孵化出來的初創,拿到了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TSSSU)的頂額資助後「免試」進入科學園,但同樣需填寫考核計劃、經費預算等。「科學園這個(計劃)是我創業那麼久寫得最詳細的一個,真的非常煩!」許可邊說邊搖頭。

李展陞舉了具體例子,恆光公司曾因申請企業支援計劃(ESS)而填寫過一份計劃書,當中最難理解的是要填milestone(里程碑),「計劃書要我寫兩年內會發生的事」,何時完成什麼目標。劉振韜批評,科研本身就是一個探索過程,「創科是『創』出來的」,很難預知未來的事。「如果發現新突破,那我要不要繼續研究?你要我先做了寫好的東西,假如做新發明,又不符合milestone,到時revisement(評估)又不過關,那還是算了吧。」他批評這種管治方法既不利創新,亦不科學,「技術層面輪不到文官指指點點。我尊重你有管理能力、經濟思維,但你亦要尊重理工的經驗和知識。」

香港科學園。(資料圖片 / 梁鵬威攝)

劉振韜慨嘆,若不是無錫離港太遠,他確實考慮過把公司搬過去,「反過來講,如果香港有這樣的條件,我還用想着走?」他說,內地官員是「行過來,很sincere(真誠)地提出幫忙」,香港則是眼花繚亂的「申請程序」,「你真的不能怪那些人才讀完書就回內地,你的政策都不favour(鼓勵)這件事!」

「香港要有自己的科技和人才」

由此可見,缺乏創投氛圍其實不止是商界的問題,很大程度源於香港由上至下、由政府至商界乃至普通市民,都缺乏對科技價值的共識,亦不相信香港能做出自己的科技、帶來巨大經濟效益。

陳清泉前往新加坡調研之時,是香港回歸初期,一切都是探索階段。他憶述當他拜訪新加坡負責規劃科技發展的官員時,對方向其強調「現在香港不是殖民地了,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香港要有自己的科技和人才」。

香港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明確批評,香港的領導人不但應該展示出對科學、科技的重視,更應拿出「頂層設計」。(資料圖片 / 龔嘉盛 攝)

這是一句人盡皆知的大道理,可惜過往施政者們沒有理解其中精髓—要將發展科技作為經濟體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特區政府眼中的「科技」,只是大學高企的排名,是提高生產力的營商模式,是現代化的智慧城市,從來不是一個「未來產業」,亦不清楚科技能為經濟體增加多少競爭力、為社會結構帶來何種變化。所以,回歸後的二十餘年,香港眼見先進製造業和高科技企業大量北流而不懂出手挽留;矽港、數碼港等一系列科技藍圖不是因政治阻力而「胎死腹中」,就是因政府換屆而淪為「地產項目」,靠收租扭轉盈虧。發展金融、貿易、航運、旅遊四大傳統支柱產業的重要性和優先度亦遠遠置於發展創科之前。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陳清泉明確批評,香港的領導人不但應該展示出對科學、科技的重視,更應拿出「頂層設計」。何謂「重視」和「頂層設計」?他以自身舉例,從學生到院士,他曾歷經中國科學發展的「三個歷史時期」,在現場感受到三位中國領導人與科學人員的交流,分別是:時任總理周恩來在1956年全國知識份子會議提出的「向科學進軍」的口號;時任副總理鄧小平在1978年全國科學技術大學提出「四個現代化」和「科學是第一生產力」;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6年兩院院士大會上提出「科技強國」的目標。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右二)今日(四月二十九日)聯同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蔡淑嫻(右三)和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强(右一)與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發起人會面,期望能透過院士聯盟的力量,為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科技發展提供真知灼見。

陳清泉以這三個歷史時期為例證,敦促香港的領導人應「從思想到規劃」形成發展科技的「頂層設計」,「中國有『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還有『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規劃』,這就是頂層設計,香港也要開始有這些。」

劉振韜以更淺顯易懂的比喻來解釋,「以前城門河污糟邋遢,政府扔錢入去,鏟起整個河底,現在才有魚、有雀仔。你要打造生態環境,一定要這樣做。」他指出,政府若想推動科技發展,必須「大幅度改革」,長期佈局科創生態和制定鼓勵政策,「投資都是跟政策來的,如果政策不鼓勵,企業、工廠是不會落地過來的。」他解釋,科創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回報周期相對長,「若沒有一個很強勁的支持,那些公司分分鐘『死咗』。」

陳清泉指,中央有決心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最好的灣區」。圖為港珠澳大橋。(資料圖片)

陳清泉總結,若香港想發展尖端科技,邁向「國際創科中心」,就要在規劃層面做到「三個了解」。其一,香港要了解自身,「要理清楚香港在科技方面有哪些優勢和短板,才可以去做頂層設計。」其二,香港要了解國家的需求,「以前殖民地時代,香港對科技沒有需求。大公司需要技術,可以從外國買,所以(大學)都在寫論文。但現在國家有需求了,香港要根據國家的需求來發揮優勢,補短板。」其三,了解世界的發展方向,「世界上有四個灣區,矽谷是高科技加金融,紐約是金融加服務業,東京是金融加高端製造,而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無論經濟總量還是面積都比它們大很多。中央決心很大,要把大灣區變成世界上最好的灣區。」

上文節錄自第27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21日)《「尖端科技」劃入國策 如何借勢打造世界新矽谷》。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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