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從駱惠寧2022年新春致辭談起：香港需要精於實幹的改革家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日前（1月26日）透過網絡發表題為《讓歷史之光照亮香港未來》的新春致辭。很多治港者紛紛表示歡迎和支持，然後鸚鵡學舌般地把駱惠寧的話重複一遍，但並沒有看到當中這幾大重點。
國家崛起主宰香港命運
駱惠寧說，過去一年的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已經如期實現，目前正朝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這番表述明顯是為了告訴香港人，一定要看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家崛起的大勢，因為它主宰着香港的命運。
緊接着，駱惠寧認為過去一年的香港是開啟「一國兩制」新局面的一年，「隨着香港國安法深入實施，選舉制度修改完善」，「『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香港氣象一新」，「切身體會到大家對重獲安寧的欣慰、對更好生活的期盼」。他藉此再次警告香港分離主義，「一切反中亂港勢力妄想搞亂香港這個家的圖謀永遠不會得逞」。
然後，駱惠寧在致辭主體部分，通過回答「有人問」的形式，分別談到三個概念：歷史自信、歷史自覺、歷史主動。
嚴厲治港是在糾偏
關於歷史自信，駱惠寧說：「有人問，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怎麼看？我要說，香港回歸以來走過的非凡歷程，足以讓我們對『一國兩制』充滿歷史自信。」
事實上，歷史自信是過去一段時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密集強調的一個概念。《香港01》早前在《習近平密集強調歷史自信 「五個自信」呼之欲出》一文中分析稱，「四個自信」在未來不久很可能吸納「歷史自信」，擴展為「五個自信」。
是次駱惠寧再次提及「歷史自信」，可視為習近平所說的歷史自信在香港回歸以來歷史的具體應用，未來可能有更多中共官員在相應領域進行發揮。而駱惠寧在致辭中強調歷史自信，主要是為了說明中共將一如既往地堅持「一國兩制」——這其實是中共反覆聲明的主張，只不過因為意識形態和立場的不同，一些人並不認同這一點，他們總是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來批評中共正在「破壞一國兩制」，卻不知中共正是「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受益者，向來以提出「一國兩制」為傲，怎麼可能簡單地自己推翻自己？
誠然，近年來，為打擊香港分離主義和激進勢力，中共強勢調整治港政策，先後出台《港區國安法》、修改選舉制度，難免令一些人質疑中共維護「一國兩制」的決心。但是，如果站在中共的角度，並不難理解其內在邏輯，那就是香港「一國兩制」的運行必須在合乎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利益的區間。因此，對於那些本就不認同中共，或者對「一國兩制」缺乏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等認知的人來說，中共就是在「破壞一國兩制」；但對於中共而言，其實是在進行政策糾偏，好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糾正治港者認知錯誤
關於歷史自覺，駱惠寧說：「有人問，對香港的發展前景怎麼看？我要說，未來充滿希望，關鍵是要有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自覺。」他形容，「世界的機遇在中國，香港的機遇在內地」，「那些感嘆香港作用弱化的悲觀情緒，那些猶豫不決的裹足行為，只會讓香港錯失機遇」。
這對經常關注中央對港政策的讀者來說並不新鮮，因為一直以來不同級別的官員總是不斷重申。這恰恰說明，它正是多年以來中央的堅定信念和一貫倡議，目的是希望香港「發揮自身所長、對接國家所需」，讓香港和中國實現雙贏。
關於歷史主動，駱惠寧表示：「有人問，對香港實現良政善治怎麼看？我要說，機遇條件前所未有，但還要有乘勢而上、穩中求進的歷史主動。」他認為，「良政善治是一個過程，實現這個願景，還有一些制度和機制需要建立健全，還有不少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推動解決」，並警告「『樹欲靜而風不止』，總有那麼一些勢力不會善罷甘休」，「以為可以『躺贏』而懈怠，或是遇到難題就繞道，只會失去奮鬥的激情和變革的勇氣」。
有別於以往中央官員對港發言的「客客氣氣」，這短短30多字算是相當值得治港者警惕的「鞭策」了。從一方面看，他一再強調香港若想實現良政善治，就有賴於管治團隊積極解決深層次矛盾，絕不能懈怠或是遇到難題就繞道；而從另一方面而言，明顯是要指出有些治港者以為香港所有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以為有了中央嚴加管治和《港區國安法》就等於萬事大吉的重大認知錯誤，並對他們提出必須直面矛盾、解決問題的要求。
解決問題才是王道
《香港01》多次重申，深層次矛盾是香港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事關新選舉制度和管治團隊的認受性，是香港「一國兩制」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這種深層次矛盾不是簡單的政治問題，而使源自港英殖民時期的資源分配不公所致，具體表現形式為貧富兩極分化、住屋困難、階層固化、年輕人看不到希望、經濟結構單一和畸形，帶有某種「拼爹資本主義」特徵。
而香港回歸後，由於歷任管治團隊，要麼有心無力，要麼消極無為，導致深層次矛盾日積月累，積重難返，目前已嚴重妨礙香港發展。這也解釋了為何近年來中央反覆要求香港管治團隊着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必須讓市民有切實的獲得感。然而，遺憾的是，特區政府總是雷聲大、雨點小，導致問題一拖再拖，讓人難以看到解決的希望。
古往今來，但凡解決棘手的重大問題，都有賴於精於實幹的改革家。港英殖民歷史上的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便是這樣的人——他積極作為，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有效緩和「六七暴動」所反映出來的尖鋭社會矛盾，增進港人對於港英政府的認同。
一個殖民地時期的總督尚能如此，那麼在香港已經主權回歸近二十五年，又爆發過「六七暴動」後最大規模社會動盪的「修例風波」，在備受深層次矛盾困擾的今天，早已不再是「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間」的香港，理應要比麥理浩時期做得更好。
對於當下的香港來說，若想做到這一點，讓香港實現「一國兩制」構想者鄧小平當年所言「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進而實現香港人心回歸，就需要「一國兩制」框架下精於實幹的改革家，牢牢抓緊中央治港政策調整帶來的契機，推動結構性改革，以踏踏實實的政績來取信於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