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文化．下｜有型到痛苦 慕強到無奈 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從不被好看，到異軍突起，MIRROR的狂熱打破了「廣東歌被睇死」的宿命，更被寄予「振興廣東歌」的期望。相較在1980、1990年等本土流行文化發展極其蓬勃的時代，MIRROR的興起怎樣折射香港的變與不變，又反映了怎樣的社會問題？
巨星擁有時代特質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MIRROR本身具備年輕、有才華等易受歡迎的特質，加之他們的奮鬥歷程令香港人產生一種莫名的親密感和共鳴感，自然會從他們身上獲得心理滿足；更重要的是，近年社會幾經動盪，很多負面情緒正好需要一個出口，而MIRROR的故事正好與這種社會氣候相當。然而，有些人認為MIRROR的崛起只是「虛火」，例如著名作家陶傑曾經指出，這種政治情感投射難以挽救香港音樂文化工業，結果被「鏡粉」發起網絡狙擊；也有些人認為，MIRROR具備潛質成為「實火」，有望重振廣東歌的輝煌。
從不被看好，到被寄予厚望，MIRROR難免會被拿來和在1980、1990年等本土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時代的天王巨星相比較；而深入剖析兩代「追星族」的支持方式和心理狀態，則有助我們更好理解人們的情感需求，以及潛藏在「娛樂」背後的社會問題。
澳門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李展鵬告訴《香港01》，可以從微觀和宏觀角度進行探究。在微觀而言，兩代「追星族」有相同之處，因為追星可以獲得娛樂、投射慾望、情感認同，而它們都符合年輕人的成長需要，所以無論時代怎樣演變，「偶像崇拜）（即追星）這個現象總是不變；從宏觀來看，兩代明星具備不同特質，代表香港社會的轉變。
歌者特質：從有型到痛苦
「很多人都會形容當我們（九十後至零零後）出世的時候，社會是一個『大富翁』（經典桌上紙牌遊戲 Monopoly），我們這副『大富翁』已經玩到後期了，然後我們望向社會的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有一種無力感，到底我們可以做些甚麼？」致力推動心理學知識普及的「樹洞香港」創辦人陳健欣，正是一位「九十後」，如此感慨社會現況。
事實上，年輕人這種無力感，或可見於MIRROR的表演當中。李展鵬以姜濤為例，指他不論在舞技還是音樂主題都在反映「痛苦」，如講述社會對年輕人充滿偏見的《Master Class》、表達孤獨感及情緒低谷的《孤獨病》，還有反對戰爭的《作品的說話》。
相較於姜濤的「痛苦」，李展鵬認為上一代天王巨星如梅艷芳、張國榮、林憶蓮等的表演、舞姿都是「有型有款」，「在張國榮、梅艷芳身上甚至可以看到某種叛逆，要打破一些傳統、打破一些界線，例如性別界線或社會禁忌，而整個舞台展示都是有型的。」
問題來了，為什麼當兩代明星的表演特性截然不同，但同樣可以風靡萬千少男少女？這就和李展鵬在《追星文化．上｜從MIRROR的狂熱興起 看香港人的情感需求》所提及的「情感認同」相關，支持者可以從中獲得對自己的認可和尊重等等感覺。
歌迷心態：從慕強到無奈
李展鵬解釋，1980、1990年代是香港最輝煌的「黃金時代」，當時香港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中產階級壯大，個個「魚翅撈飯」，所以作為時代代表的梅艷芳、張國榮等巨星，他們的表演也都能夠折射出那個時代的自信、大膽及創新。陳健欣亦有同感。他認為，上一代的明星通常一出道便能展示強大實力，例如梅艷芳在1982年參加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時，翻唱《風的季節》已經驚艷全場，或可反映出支持者「慕強」的心態。
梅艷芳及後成為風靡亞洲的傳奇天后，但於2003年不幸因子宮頸癌病逝；而在2021年底，當香港仍然深陷疫情帶來的經濟蕭條和影業低潮，重塑她非凡一生的傳記電影《梅艷芳》逆市上映，一度引發觀影熱潮，成為全年最高票房的香港電影。李展鵬曾在影評形容，《梅艷芳》所引起的社會效應已然是香港的「社會學事件」，因為其所呈現的香港故事、捕捉的社會情緒、引發的廣泛討論、還有撫慰人心的力量，已令電影成為一個「社會現象」。不過，陳健欣觀察到，當代年輕人對《梅艷芳》的共鳴感並不大。
為什麼呢？李展鵬又以姜濤為例指出，儘管他的作品反映當今社會的掙扎和無奈，但總是致力在「痛苦」中找到「突破」，這或令年輕人更有共鳴。陳健欣也說，MIRROR主打「成長」，帶出一種「平凡人只要努力也可變得矚目」的信息，更符合年輕人心境。
年輕人的心境又反映了一種怎樣的社會現實？「在香港追逐一個成功故事對年輕人來說極為困難，例如大學時期你以為（每月工資）四、五萬元已經很多，但原來到銀行借錢只能借到400萬元，400萬加上40萬元首期可以買到甚麼單位？就是一個300多呎頗舊的單位。」在陳健欣看來，年輕人對社會的失望，源於政府對年輕人的忽視，例如年輕人明明對於社會發展方向有著十分清晰的想法，希望透過民主自由實踐公平正義，但這些願望卻被一些人強行曲解成為年輕人只想買樓。當社會對年輕人充滿誤解、佈滿障礙，年輕人就會不斷累積負面情緒，而MIRROR所帶出的信息正是他們所期盼的情緒出口。
把明星當成學習榜樣
那麼，年輕人對於MIRROR，到底是當成一種情感寄託，還是想以其為學習榜樣？陳健欣認為，「寄托」與「榜樣」的分別在於「被動」與「主動」，如把MIRROR當成寄托，支持者感到失落時，就期望從他們身上找到一份歡樂；如把他們當成榜樣，支持者的態度就會更主動，希望自己能擁有MIRROR成員的美好特質，積極對自己作出改變。
「我會鼓勵，無論你喜歡哪一個偶像也好，問自己一個問題，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到底實踐了多少你崇拜的偶像特質？例如姜濤是個努力真誠的人，一個願意為夢想迎難以上；fans也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你們的人生中是否正在實踐這一類型的特質？」陳健欣提醒，支持者在「追星」的過程當中需要保持一定警覺性，不能讓「追星」完全麻痺自己。事實上，社會多數對「追星」抱有負面觀感，正是因為有些支持者投入過多激情，例如姜濤支持者「姜糖」屢屢傳出「私追」問題，過度關注藝人私人生活、甚至影響對方日常，迫使姜濤在社交媒體上請求支持者給予空間——凡此種種都是不健康的追星。
外界更應關注藝人的作品，當中也具備更多值得學習的正面特質。陳健欣形容，這才是偶像或影視角色的意義。例如日本動漫大受歡迎，正是因為主角通常具備崇高人格：著名少年熱血動漫《海賊王》主角路飛的角色設定是重情義、對事情有堅持、敢於對抗不公，「其實（作者尾田榮一郎）就是集合了很多好的特質讓你學習，提煉人性的光輝，作為楷模去吸引你去模仿。如果你喜歡AK（江熚生，MIRROR成員）夠真性情，那你會不會因為喜歡他，而願意令自己為相信的價值，變得敢言一點？」陳健欣如是問。
「MIRROR的確成為不少人的寄托，但MIRROR到底成為了多少人的榜樣？」陳健欣再次向支持者發出「心靈拷問」，「如果MIRROR是你的寄托，不妨亦令MIRROR成為你的榜樣，想想他們有甚麼好的地方，我可以怎樣擁有他們好的部份、價值。這是重要的。」
娛樂工業出了問題
從2022年7月25日開始，MIRROR原定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行12場演唱會，但首4場已經發生3次意外；直到7月28日晚上，舞台中央一塊懸空大屏幕突然垂直掉落，直接砸中兩名舞蹈員，其中阿Mo（李啟言）頸椎受傷，至今仍在留醫。事件震驚全港，事後政府和警方調查發現，總承辦商藝能工程有限公司3名職員涉虛假表示2個負重表的各項設備重量為該設備的實際重量，目前已被控1項串謀詐騙罪及1項欺詐交替控罪。
回望事件後續，有論者盛讚，經歷重大挫折的MIRROR，勇於頂著極大壓力，矢言不會放棄，繼續用他們的方式「對抗荒謬」；而此舉成功激勵支持者一改大家對於「追星族」向來「不問正事」的刻板印象，敢於敦促涉事單位承擔責任，算是一大突破。
不過，也有論者批評，社會反思的深度和闊度相當有限。事實上，MIRROR演唱會事故除了帶出舞台工程可能存在偷工減料、人為疏忽、監管疏漏之外，更應帶動市民關注職業安全保障和自僱勞工權益等討論，進一步思考流行文化工業背後「資強勞弱」的結構性問題。例如，捧紅MIRROR的ViuTV本來被年輕人視為「拆大台」、「反威權」的代表，但其母公司卻屢被指控為了節省製作成本而壓榨底層員工、為了獲取龐大票價利益而推出「吸血計劃」等等，但很多支持者卻是「選擇性失明」，即使不滿也繼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