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與香港人.四|為什麼有「生娘不及養娘大」的孤兒情結?

撰文:黃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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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人強搶小孩,爾後供書教學、使其自食其力,好為某人賺取更多利益;那麼,小孩將會如何看待這段特殊關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某人如何演繹相關行徑,又是如何建立相關意識——是強取豪奪還是弱肉強食?是懷柔善誘還是咄咄逼人?經歷英國殖民統治152年的香港,好比這個小孩,至今仍有不少人對英殖「感恩戴德」,尤其是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逝世,一些人甚至感慨「生娘不及養娘大」、「爹親娘親不及英女王親」,連「我是誰」也說不清楚。

「英女王與香港人」系列六之四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曾經兩度訪港,展現親民一面。(資料圖片)

殖民本質,思想改造

從「殖民」本質上看,殖民者為了全面統轄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核心,本身就會對當地人民進行意識建構、認同再造、思想重組。巴勒斯坦裔文化批評家與後殖民理論家Edward Said便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分析了這種「殖民話語創造」,指出「西方」通過各種文本形式對「東方」國家,尤其是一些受到殖民主義控制的地區,進行文化編碼和知識製造——這不但創造了以西方本位思想出發、以西方邏輯視角構成、相對於西方知識體系而存在的東方學說,而且創造了一批自覺運用西方話語的東方知識精英,深刻影響着東方國家和地區的意識形態——結果,無論是現代化的政治與經濟歷史,以至當代的理論產生和話語權力,全都是由西方所主導。

放置到港英殖民的語境底下,同樣少不了某種認同、意識、思想的「解構再重構」,其中一個經典例子就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才會讓一部分人深深相信着由港英殖民政府和親英陣營所敘述的「香港成就,英國恩賜」的故事,甚至會把昔日的侵略者、剝削者,當成今天的拯救者、施予者,也就有了「生娘不及養娘大」、「爹親娘親不及英女王親」這類令人啼笑皆非的說詞,好像連「自己是誰」都說不清楚。

「在英殖民管治時期,香港人的中國文化特性、民族意識受到壓制,導致『文化原質失真』。」專注社會分層、身份認同、社區組織研究的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黎熙元於2005年發表的學術評論文章《全球性、民族性與本土性——香港學術界的後殖民批評與香港人文化認同的再建構》指出,「身份認同」可以通過具體的生活實踐客觀分辨出來,「文化認同」則是基於自己與所屬群體的主觀情感判斷所得,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是在「誰是我們」和「誰是他者」的不斷界定之中持續形成的。

回歸以來,一些人會把「香港人」和「中國人」放在對立面,甚至把「香港人」和「英國人」塑造成為共同體,而這些人往往同時持有特區護照和BNO。(資料圖片)

我類他者,分不清楚

誰是「我們」?誰是「他者」?這對很多香港人而言,從來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

「沒有香港華人會認為自己是英國人,因此在國籍一欄上會不自覺地填上中國,但持有的又是英國公民護照,這讓外國海關人員摸不着頭腦,遂在國籍一欄上,寫上『無國籍』(Stateless),有人因此形容香港人是孤兒。」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在1997年出版的《見證香港五十年》,如此描述「香港人」的困惑。

同年,知名海外華人研究大家、曾在1986至1995年間出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也在其主編的《香港史新編》(下冊),紀錄了他對「香港人」的觀察——在25年後的今天看來,同樣頗為玩味:「從文化和歷史角度來看,香港人是中國人。這種對國家的認同感,今天比以往更加強烈。但是,不少香港人卻自認為是有不同意識的中國人。他們拒絕殖民地中國人的概念,對這種『反面形象』已經反感了幾十年。」

按照王賡武當時的理解,香港人並不認同英國殖民者,也不完全認同內地或台灣的當代主流意識,而是擁有獨一無二的地方認同觀念,並且知悉自己在特別歷史環境下的優勢和缺點,例如可以成為亞太區域或內地城市的學習對象。可以說,香港人對「國」和「家」的觀念並不完全一致,擁有比較明顯的本地傾向,但又較少走向分離主義。

儘管香港位於中西文化的交匯之處,也擁有一段獨有的歷史和一種鮮有的特質;但是,這些歷史和特質總會被主流話語所簡化所抹殺,甚至常常被身處其中的香港人所忽視所鄙夷。(資料圖片)

中西薈萃,缺乏主體

可是,「香港人」的這種「本地意識」,往往又被批評缺乏主體性。

「西方人來,想從她身上尋找東方特質,中國人來,又稍嫌她洋化,我們自己呢?也是說不清,只好順水推舟,昂起頭來接受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稱譽,又逆來順受人云亦云的承認了『文化沙漠』的惡名。」筆名為「小思」的著名散文作家盧瑋鑾在1996年出版的《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中,如此描述失去自我的「香港人」。

社會學家通常以「邊緣性」、「夾縫性」和「混雜性」解釋香港人的「模糊性」:香港地處中國大陸邊陲,也即位於國家政治和主流文化邊緣;同時又是中西文化的交匯之處,經過華洋雜處的英殖統治,也就擁有一段獨有的歷史和一種鮮有的特質;但是,這些歷史和特質總會被主流話語所簡化所抹殺,甚至常常被身處其中的香港人所忽視所鄙夷,混雜成為一種被全球化、國族化、本土化互相撕扯,而且極度受到原教旨資本主義所影響而既保守又開放、既溫情又自利、既實用又消費主義的沒有主心骨的香港文化。

而且,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王賡武口中那種「香港人」較少走向分離主義的本地意識,也出現了不少變化,尤其是面對內地,越來越封閉、區隔、排他,而且會把「香港人」和「中國人」放在對立面,甚至把「香港人」和「英國人」塑造成為共同體。

港英政府通過對香港社會意識形態的倡導,以及對某些大眾媒體的授意和「合謀」,早就對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之間的矛盾進行多次轉移。(資料圖片)

意識重構,港英高手

從一方面看,這固然是不滿現狀的主觀投射和過度想像;而另一方面,這種意識其實由來已久。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谷淑美曾於2002年撰寫的《文化、身份與政治》追溯它的起源,其中一大關鍵在於港英政府通過對香港社會意識形態的倡導,以及對某些大眾媒體的授意和「合謀」,早就對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之間的矛盾進行多次轉移,並且滲入一種「都市香港」和「鄉土中國」的對立——前者代表發達、開放,後者則是落後、封閉,從而把本地認同和國家認同塑造成為「我類」和「他者」的分野。

除此之外,前述內地學者黎熙元也在《全球性、民族性與本土性——香港學術界的後殖民批評與香港人文化認同的再建構》當中整理了本地不同研究領域的解釋:

社會學者鄭宏泰從法律身份制度剖析「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區隔,認為內地政府自1950年代對香港人出入邊境及在內地活動設置諸多限制,變相壓抑香港人的國家認同,與此同時港英政府推行「香港居民身份制度」,以「香港居民」為基礎界定在港享有的權利和履行的義務,不但形塑了以「香港人」為本位的「居民身份認同」,也直接導致「香港人」把「中國人」從「國民身份認同」當中區分開來——特殊的「居民制度」被沿用至今,加上被默許的「雙重國籍」,使得香港人的「中國公民」身份更加混亂。

政治學者劉兆佳則從香港與內地的各種現實差異進行分析,包括社會制度(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發展方向(向內VS向外)、管治方式(人治VS法治)、發達程度(貧窮VS富裕)等等,都令部份香港人產生對中國人的政治離心傾向,也直接增強本地意識。

不過,更多學者把問題指向港英的「疏離子民教育」和「優越意識建構」,尤其是一些人所稱頌的「英女王從來沒有要求我們愛英國、唱國歌、懂國情」之公民教育,表面上沒有強加灌輸某種意識,實際上卻植入無民族、無國家、無自我的觀念......(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