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入外勞．周小松 X 邵家輝｜勞資雙方為何「雞同鴨講」？
勞資雙方就輸入外來勞工爭議暫告一段落。特區政府周二（6月13日）公布為運輸業及建造業特設的輸入勞工計劃，允許最多輸入2萬名外勞，又要求僱主為其提供宿舍，或租用政府提供的中央宿舍。政府同時又宣布優化現有「補充勞工計劃」，容許輸入以往禁止的26個非技術或低技術工種來港工作，包括侍應、收銀及售貨員等，為期兩年。回顧爭論，其實勞資雙方均同意本港勞動力短缺，卻總是無法調和解決方案，以致每次交鋒都是各說各話。雙方到底如何理解勞工短缺問題？何以提出如此相異的解決方法？分歧背後又折射了什麼差異？《香港01》邀請代表勞資雙方的立法會議員——勞聯秘書長周小松和自由黨主席邵家輝，就此隔空對話。
勞工界議員周小松認為，政府應先準確評估不同行業的人力資源供求情況，釐清不同行業勞動力短缺的性質和原因，避免出現因行業薪酬待遇太差所導致的短期缺人情況，而大開「外勞」之門。他認同「補充勞工計劃」有值得優化的地方，例如把五個月的審批時間壓縮至兩三個月，但有必要保留機制，包括勞顧會和26個不能輸入外勞的基層工種清單——前者負責監察申請個案，諮詢工會市場人力供求情況；後者確保本地基層工人不會被外勞取替。他強調，輸入外勞需要有社會共識，當行業長期無人入行，即使加強培訓也無法滿足即時的人手需求，僱主又無條件改善薪酬待遇——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可以允許個別行業限時限額循「補充勞工計劃」輸入工人，從而平衡本地勞工權益和經濟發展需求。面對科技進步的挑戰，基層工人固然要提升自身競爭力，但香港也有必要保留一定數量的基層職位，不能完全依賴外勞，始終有部分人是無辦法「升級」的。
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持不同意見。他表示，行行缺人已是無須爭辨的事實，目前3％失業率已是全民工作就業水平，能工作的都工作了，而用以釋放本地勞動力的政策措施效果甚微。他認為勞動力不足源自人口老齡化，加之本港整體人口教育水平提高，導致部分行業無人入行；因此，有必要輸入外勞，填補勞動力不足。他又批評「補充勞工計劃」准入門檻高、審批時間長、限制輸入工種已不合時宜，即使優化機制亦無補於事，所以政府應該繞過勞顧會，限時限額加快輸入外勞。他期望，透過外勞填補基層職位空缺的同時，也要加大力提升本地工人競爭力，適應科技發展，擔任中層和高層的職位。
以下是周小松和邵家輝隔空對話的文字實錄上集。
人力短缺是短期還是長期？
香港01：翻查政府於5月18日公布的最新數據，勞工處在2月至4月每月平均錄得10.6萬個來自私營機構的職位空缺；而去年年底，本港僅有7.3萬個空缺職位。與此同時，失業人數和失業率亦由去年10月至12月的12.6萬人和3.3％，分別跌至11.4萬人和3%，接近全民就業水平。你們怎樣理解這些數字？這種趨勢會持續多久？是短期性、長期性，還是周期性的？
周小松：經濟復蘇以來，部分行業的確出現「難請人」的問題。我們觀察到，香港社會正處於失業率低和勞動人口下跌的趨勢之中——前者有其周期性，隨經濟起跌而增減，假如香港經濟繼續復蘇，我們有信心失業率可以跌至3％或以下；後者說明社會上沒有工作的人數大幅增加。這兩年間，香港減少了14萬個的勞動人口，可以歸因於短期的移民潮、長期的人口老化，以及部分人因健康或照顧家庭的考量而離開了就業市場的群體，在疫後難以回到職場。我們要想辦法把這部分人拉回就業市場。
邵家輝：短期而言，有不少人離開香港，2019年「黑暴」是其中原因，導致本港人力大減。如果從長遠人口結構來看，你會看到本港出生率只有0.8%，屬全球最低。同時人愈來愈長壽，現在已經有逾四分之一的人口超過65歲，十年後會增至有三分之一，而在剩下的三分之二人口當中，部份人是15至18歲還未投入職場的群體。我們可以看到未來只有一少撮人，養愈來愈多的長者。現在香港失業率為3％，出現10.6萬個來自私營機構的職位空缺，失業人數為11.4萬人，已經是「全民就業」。疫情期間很多零售業的店鋪規模由70、80間縮減至30、40間，希望疫後恢復原狀。而當政府解開所防疫措施和「通關」限制後，經濟迅速復原，公司職位空缺急增，卻少有人求職。
到底缺少1萬還是5萬人？
香港01：疫情前的2017、2018年，「輸入外勞」已起爭論，當時訪港旅客為近年高峰（見下圖），時任特首林鄭月娥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提出輸入外勞，惟最終依然按照既有的「補充勞工計劃」輸入了2765個、3225個外勞，遠遠不足以填補市場上的職位空缺。現在回過頭來看，似乎對經濟的影響和衝擊有限。你們怎樣理解？ 目前旅客尚未恢復到疫前水平，同時本港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合計的最新失業率為4.2%，全港失業人數為11.4萬人和3%，本港現有勞動力是否已經足夠應付人手需求？
邵家輝：剛才所提到的零售業店鋪，旅客（的消費）是它們的主要收入來源，而過去三年封關，極少旅客來港，這些店只能夠不斷縮小規模至原來60、70家店的一半，減少人力需求，轉向本地顧客群體，從而維持一定收入，待通關後回復至原來規模。可是，2019年到現在，稅務局少發了30多萬張報稅表，背後是退休、移民、逝世而取消強積金戶口等等，總體就業人口急降、勞動力不足的情況窘迫，絕非2017、2018年可比擬。
職位空缺當然對經濟短中長期有影響。你試想像，你做媒體的，一組7個人只剩3個人，那怎樣工作？其他行業都是這樣，如果你翻開報紙，你會發現市面上有很多「一人店」——一個人收錢、上貨、看店，不只生意難做，生活也理所當然受到影響。年初1月至3月，店鋪爆竊的罪案數字（218宗），比去年同期升了兩成八（170宗）。
2月初，有約3,000人的內地企業訪港團，從深圳過關，到香港亞博館參加論壇，本來打算安排員工在港旅遊，但因缺乏導遊和旅遊巴接待，改為即日往返深圳。這對香港有即時的影響，影響生意、影響名聲。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均有同感，現時酒樓、餐廳很多食肆的服務質量大幅下降，這是人手不足所致。香港是外向型的經濟國際大都市，如果有人來港投資，發現難以請人，做生意的成本更高於其他地方，只會阻礙投資意欲。
周小松：長期缺人肯定會阻礙行業發展。短期的話，如果人力短缺導致整個碼頭和機場無法運作，或者因缺乏人手而大量取消飛機班次，這當然是重大問題。但如果零售飲食業只是短期缺人，其實對經濟的實質影響並不大。
先前，零售飲食業「一窩蜂」說缺人，我個人看來，並不理性。印象中，零售業缺4至5萬人，飲食業缺1至2萬人。翻查去年年底，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的空缺人數是1萬人，住宿及膳食服務是7700人，合共只有1萬多個空缺。據我觀察，這些僱主提出的空缺人數，是以疫前市道最旺時的就業人數作為指標，比如飲食業或零售業當時有30萬人，現在只有25萬人，就說現在缺少5萬人。
疫情期間，市民的消費習慣和購物形式都在改變，部分零售商轉為經營人手需求較少的電商網購，至疫情結束後，需要額外聘請人手和租賃的實體店實則有限，但零售業界在高喊缺人時，經濟才剛剛復蘇，接待旅客的店鋪減少了很多，整個行業人力需求有限。你說缺人，我也同意，但缺4至5萬人，這個說法我非常懷疑。
大幅加薪都請不到人？
香港01：某程度上我們都同意缺少勞動力會影響經濟發展，也需要想方設法填補市場上的職位空缺，提高薪酬待遇無疑是最直接的誘因。惟資方三番四次表示，部分行業就算大幅加薪，仍難以請人，因短缺源於短期和結構性的勞動力不足，只能輸入外勞。有關說法是否屬實？
周小松：有些議員經常說，行業大幅加薪，卻無法請人。但我翻看數據，零售業僱員今年第一季工資中位數僅僅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0元，由1.5萬元升至1.53萬元。我並非質疑他在說謊，也相信有僱主確實大幅加薪，但如果科學地審視數據，我比較相信政府統計處。
邵家輝：部分行業有空間把增加的工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但沒有空間的中小企業，唯有減省人手，僱主和員工共同承擔更多工作量。同事捱一兩個月沒有問題，但外面都在漲工資，自然會轉工。98％企業都是中小企，未必有空間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唯有減老闆工資。如果壓縮營銷成本也無以為繼，只好結業、賣盤，無人會做虧本生意。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曾說，如果護理員的工資提高至3萬元，怎麼會缺人手？但我想，私營安老院只會把成本轉嫁給院友，院費由每月萬七八元大幅提高至兩三萬，這樣合理嗎？
周小松：護理員過去20年來一直缺人，也一直在做人才培訓，但成效不彰。部分私營院舍的消費者大多是孤獨老人，以領取長者津貼和綜緩來支付院費，院舍無法將護理員的成本轉嫁給他們，也不能趕他們走，只能夠以結業為籌碼。如果是這樣的特殊情況，我們認同限額輸入外勞得必要。不過，輸入外勞的前題是社會有共識，該行業長期無人願意入行，而透過培訓又無法滿足短期需求，而僱主方又沒有條件可以改善薪酬待遇——在這種情況下輸入勞工是合理的。
所以，我們需要先準確評估各行各業的職位空缺情況。就算最後政府輸入外勞，僱主也要撫心自問，有沒有改善員工的薪酬待遇。現在不斷「輸入外勞」，只會讓僱主心存僥倖，以為無須改善薪酬待遇，只需要輸入外勞，便一了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