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名記者林慕蓮新書《重返天安門》 訪當年人記錄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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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至今已經30年,當年造成的傷口,在許多人心中仍未癒合。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林慕蓮(Louisa Lim)花數年時間,走訪多名當年曾參與六四事件的人物,當中包括曾在天安門廣場出現人士,近日出版新書《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書中她提到:「我寫的是集體遺忘給一個人和一個群體什麼樣的代價,我還寫了那些還記得住的人,他們為了記住六四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張先玲是天安門母親的成員之一,其兒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頭部中槍身亡。(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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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自1989年成立至今,30年來一直努力為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子女討回公道,即使與國家觀點相異,但這群母親一直沒有退縮過半步。不過,她們在過去30年承受的監控愈來愈嚴密,加入監視人員甚至年輕到連六四事件都沒有經歷過。組織成員之一的張先玲為了「讓他們知道為什麼要求看守一個老太太」,曾經向監視她的人派發六四資料,結果一個年輕的警察學院女學生知道事實之後,就因為不屑這種工作而放棄了職務。

書中記載,國家維穩機器並非沒有「自我更新」,張先玲和丈夫試過收到「建議」,指由於安全部隊太過分散,希望兩人可以去旅行,由一名警官陪他們到雲南,全程開支由警官負責,而且旅行期間,張先玲和丈夫為免警官難堪,曾向其他人表示警官是他們的朋友。

最出奇的是,2009年曾有一名低階警察向天安門母親查詢,能否以個人,而非集體方式處理賠償,不過她們很快就拒絕建議。張先玲認為,金錢已經將中國人的良知蒙蔽,他們花25年才找到200多名家屬,如果政府把錢拿出來說是受害人的賠償,六四被打死的家屬可以獲賠償,受害人應該會如雨後春筍一樣,衝出來承認自己有家人在六四中受害。

不過對於天安門母親來說,最大的困難並非維穩機器,而是時間,下為《重返天安門》第五章-〈母親〉節錄:

天安門母親的最大困難:時間

二十五年後,天安門母親面臨的最大挑戰,大概就是時間一點一滴的流逝。至少有三十三名成員——占總成員人數的五分之一——患有心臟病、中風、癌症和其他疾病。衰老、抑鬱、必須照顧年邁的伴侶等種種磨難,蠶食了他們的時間,讓他們尋找新成員的寶貴精力所剩無幾。二十五年來的努力,並沒有改變中國政府的立場,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果要說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政府更堅定了自己的立場。

二○一二年,二十年來深重悲痛所帶來的絕望,壓垮了第一個受害者。七十三歲的軋偉林一直是忠實的共產黨黨員,他的一生都在為中國的核能工業工作。他甚至給他的兒子取名為「愛國」。軋愛國是在與女友購物回家路上被士兵擊中頭部身亡。在那之後,軋偉林成了天安門母親的積極參與者,簽署了所有的請願書,然後等待回應。但隨著時間過去,他的希望破滅。

張先玲最後一次見到軋偉林是農曆新年的時候,他過世前四個月。他當時陰鬱消沉地問她,是否認為天安門母親會贏得國家任何形式的平反。張先玲向他保證,這只是時間問題。但即便是她,聽到這種這麼多年來千篇一律斬釘截鐵的答案,也已經覺得越來越空洞。然而軋偉林還是點了頭,輕聲低語地說:「你要繼續活下去。」那個時候她沒當一回事,後來才意識到,那可能是在求救。

到了二○一二年的五月,軋偉林已經好幾天都夢見他的兒子愛國。他的妻子找到一張他寫的紙條,上面寫著他這二十三年來冤屈未得申雪,倍感淒涼。她清楚他的心境,但也知道自己無能為力。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軋偉林向妻子告別,然後走下樓到自己住宅區下方新建的地下車庫去。他在那裡上吊自盡。軋偉林是該組織中第一個以死抗爭的人,為了引發最大的關注,時間選在周年紀念日前不久。震驚又痛心的天安門母親發表了一份群體聲明,「我們欲哭無淚,欲訴無言。」

因為意識到生命的有限,天安門母親開始將自己的內部權力交接給更年輕的母親們,例如死者的遺孀,而非其父母。想藉由將她們推到前線,試圖延長這個組織的壽命。

六四事件30年,林慕蓮(Louisa Lim)花多年時間走訪多名曾經參與六四事件的人士,紀錄他們自六四事件之後的轉變。(支聯會提供)

從民運人士到成功商人,再次送進監獄

六四事件之後,香港人曾發起黃雀行動,幫助被通緝的民運人士逃亡。張銘是其中一人,他於六四清場之後,通緝學生名單中排名第19位。他與其他學運領袖一樣,於六四曾走到深圳邊境,準備乘船到香港逃亡,但最終還是被警方攔住,帶到監獄服刑。

出獄後張銘轉行從商,希望從經濟改變中國。他在商業上十分成功,曾經幫老闆創立一間單計現金產值已經達45億人民幣的公司。可是張銘他的成功反而引起了注意,令他於2002年被捕,最初被控危害公共安全,涉嫌密謀炸毀一棟建築物,其後轉控「職務侵佔罪」,在不公義的審判下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而這一次監禁,對他的影響直至今天都沒有完結:

下為《重返天安門》第二章-〈留下來的人〉節錄:

當年的香港人都對六四事件十分關注,除了曾有大量人士參加遊行,更曾在馬場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支聯會提供)

他第一次入獄那時,張銘唯一的策略就是設法活下去。這一次,他為了能提早獲釋而決定冒險。二○○三年十一月,張銘發起另一次絕食抗議。獄方還以顏色,把他綁在床上一百一十三小時,管子插入食道強迫灌食牛奶,然後不讓他上廁所。那時,張銘做了關鍵妥協:他不吃任何固態食物,只喝牛奶,換取從床上解脫。後來,他一直只喝牛奶,體重少了四分之一,降至不到四十五公斤。

到了二○○四年六月,他的身體狀況變得非常危險,有九名流亡的學生領袖 寫了一份公開信,為他的處境提出抗議。 這封公開信譴責了中國當局政治迫害他們留在國內的同志,「他們即使刑滿釋放之後,也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國家安全局的警察遲早總會找上他們,毀掉他們辛勤創建的一切。張銘就是一個最明顯的典型例子。」張銘認為,要不是這封信給當局施加了壓力,他很可能早就死在獄中。

儘管如此,張銘在被保外就醫之前,除了喝牛奶之外,又絕食了二十一個月。到了二○○六年,張銘的病情嚴重惡化,罹患心臟疾病,意識不清。二○○六年三月六日,當局擔心他會死在監獄裡,便通知他的父母前來領他出去。張銘以驚人的意志力活了下來,然而卻犧牲了自己的健康作為代價。

不過,他與其他獄友的最大不同是,他自發的絕食行動至今仍持續進行中。不管去到哪裡,張銘總是帶著一個黃色的布袋,裡頭裝有六瓶撞得叮噹響的小玻璃瓶。他直接跟農民買牛奶,然後自己在家加熱。我們在談話的過程中,張銘偶爾會將手伸進包包裡,拿出一瓶牛奶小口啜飲。他的長期絕食與原則無關,他堅稱這是因為他已經習慣了。他可以吃東西,有時也會吃,但是他說自己的身體已經無法處理固態食物了。張銘深信,固態食物會讓身體的許多毛病惡化,而且他喜歡禁食之後思路清晰的感覺。這要歸功於正面思考的力量。張銘將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是坐牢的意外收穫,而非永無止境的懲罰。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八旗文化)

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

林慕蓮目前是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父親為新加坡華人,母親為英國人,曾在香港度過童年。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研讀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派駐北京長達十年。

在天安門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她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此書。在北京撰寫本書期間,她從不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本書,使用不上網的筆電寫作,並把書稿鎖在臥室的保險箱內。除了極少數的人,無人知道她的寫作計畫。

譯者:廖珮杏

輔大德語系畢業。偏好人物、文化、社會議題的書。喜歡蒐集故事,希望藉由翻譯,讓讀者看到更多各種人的樣貌。譯有《緬甸詩人的故事書》與《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

出版社:八旗文化

《香港01》獲出版社授權轉載,標題為《香港01》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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