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Short評】細思港鐵縱火案傷者的控訴:市民只懂拍照旁觀?

撰文:梁奕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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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縱火案台灣女傷者日前受訪,憶述當時圍觀者只顧拍照,感嘆港人冷漠;就如民國年代,魯迅批評百姓旁觀打醬油的無感。百年前單純的圍觀、換成今天著眼手上的螢幕,截取每一個流動的瞬間。拍攝所意味的當代式無感,又反映了什麼?
口講無憑,眼見亦未必為實。世界如此複雜,我們對肉眼所見的表象都有種內置、先天的懷疑,詰問它們必然的消弭。直至鏡頭的對焦取代肉眼,仿佛我們對真理的追求才有了堅實的基礎。

港鐵縱火案:受傷的台灣女遊客張欣茹表示,事發時聽到很多的拍照聲,感到很生氣。(資料圖片)

攝影即狩獵

都市看似日常實則無時無刻可能的毁滅和災難,我們對之生出極為巨大的危機感;慢慢地, 我們只能抽離對待、才能較安然的存活下去。在縱火案現場,任何人也很難做出100%正確的選擇,而如果是我,大概也就只會逃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的而且確在當下是無能的。或者我也會舉起手機,嘗試拍幾張照片,期望它們能夠見證甚麼,畢竟,有圖有真相是我們世界的法則。

「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文化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論攝影》曾寫道。照片是世界一角的再現,某種客觀的存在,可以被檢視,而不論在日常生活抑或司法程序中,照片亦被廣泛接受成證據。這亦是我們習慣拍照的其中一個原因。父母習慣用鏡頭記錄孩子的重要時刻,如生日、上學、畢業等等,照片「原汁原味」地保留了當下被選取的那些戲劇時刻,成為特定時間與空間的斷片。

然而,在港鐵縱火案的圍觀群眾中,當時拍下的照片不只是現場的記錄,同時是照片中不在場的攝影師,其在場的依據。照片的存在本身已是拍攝者親歷其境的有力證明,而數碼化年代,我們更習慣以手機通訊程式傳送圖片予親朋戚友,這個動作背後更是「我見證了這戲劇性時刻」的潛台詞,把經驗轉化為可供傳閱的物品,以桑塔格的語言來說,這是一場「對戲劇性的狩獵」。

縱火案中的台灣傷者張欣茹批評,港鐵站內難以尋找水源。(蔡正邦攝)

乜都影一餐:因為唔敢、唔知做乜好?

但狩獵是否圍觀者拍照的唯一原因?還是,我們身在陌生突發的環境,同時是頭驚懼的野兔?桑塔格亦指出攝影的另一功能:抵禦焦慮。

她在《論攝影》指出,當人們無法從以往的經驗模式中應對現實,攝影就成為一種可能的出路。她舉例,如日本、美國等高度工業化城市,日夜重覆相同工序的打工仔,外遊時因不熟悉異地的不確定感(焦慮),亦由於習慣工作而不知該如何享樂,他們只能反射性地拿出相機,把認為重要的風景(或所有風景)拍下。她指出這是一種攝影拒絕經驗的方式:「也即僅僅把經驗局限於尋找適合拍攝的對象,把經驗轉化為一個影像、一個紀念品。」

這不正是縱火案群眾面對的場景?地鐵失火,不只群眾,車站職員也是一片慌亂,台灣女傷者表示事發逾半小時後才離開車站,被送上救護車。當群眾手足無措,攝影作為一種保留証據的手段被放在優先位置,在誤打誤撞之下成為圍觀者的唯一行動。而很不巧地,這次如選擇「記錄」 ,便會與「插手參與、改變現狀」矛盾:攝影本質上是一種靜態觀察,它至少默許被攝的對象繼續現時的狀況。放之於縱火案,就是群眾任由鏡頭下的受害者繼續呼救而置之不理。

人手一部單反、iPhone,影像之於時代有甚麼意義?(梁鵬威攝)

佔有影像還是被影像佔有?

在災難現場選擇只高舉手機拍照,倫理上很難說得過去,值得留意的是這種不道德行為以消費影像的形式呈現--「我們慣於把經驗本身轉化為一種觀看的方式(照片)」。進入數碼年代人手一部iPhone,生活經驗被不斷複製成個別影像,同時也日漸破碎,甚或倒置--日常生活就是為了尋找可以拍照的瞬間,累積更多「戲劇性」的畫面,就如各種「打卡」。「拍攝就是佔有被拍攝的東西(To photograph is to appropriate the thing photographed.)」,1977年桑塔格如此寫道,然而在21世紀,或者受影像控制才是當下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