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三人的島嶼.五】對照:新界原居民的遷徙軌迹

撰文:李慧筠
出版:更新:

鴨洲自1950年代方開始有人居住,鴨洲人並不擁有新界原居民身份,充其量只是住在新界島嶼的人。不過,另一位村長陳啟昇說,當年鴨洲人受鎖羅盤村原居民協助而移居英國,可見鴨洲人移民與新界原居民流徙他國有所關係。
半世紀前,新界原居民外流,大量村民移居英國、荷蘭,歷史學者丁新豹編寫的《香港國家地質公園人文散步》一書就提到,「據知1966年英國的唐餐館有3,000間,就業人數為二萬多人,單是該年,移民英國的新界鄉民就有2,000多人。」1950年代起始,新界村落為什麼會有一股持續的、大批的移民熱潮?
(此為鴨洲系列報導之五)
攝影:葉家豪

當年漁船和漁排填滿了鴨洲的岸邊。(鴨洲村長陳啟昇提供)
我知道在那邊(荷蘭)洗碗賺錢不多,但我將錢匯回香港,足令屋企人豐衣足食。
某新界圍村村民

自1990年起便研究新界的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曾經訪問一條新界圍村,該村大部分原居民曾在1960年代起移民到荷蘭。追溯最初,先有村民到荷蘭落腳,回到村中講述移民生活,其中或帶吹噓,令到荷蘭成為可以實現夢想的國度。一個80多歲的原居民正正跟他說:「我知道在那邊洗碗賺錢不多,但我將錢匯回香港,足令屋企人豐衣足食。」

「現在講新界會想起曾樹和、侯志強,會想到『宗族勢力』,但以前不少新界原居民在戰後從事農業,十年內他們卻消失得很快。戰後經濟發展直接令新界農業開始衰退,包括由於殖民政府將新界視為都市腹地,他們所推動的基建和發展計劃,如建水塘,破壞了農業生態,令新界農民為維持生計,只能到都市謀生。」張少強說,在收取定期薪金的工廠工人對照底下,農民開始覺得務農的經濟風險很高,失收就沒飯開,於是必須另尋出路。

登上街渡去,與一個吉澳居民聊天,她早就搬出市區居住和工作了,一個月才會回去探父母一次。
他們有句說話:男人老狗,要浸過鹹水,見過大港,要不成世人都是鄉下佬。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

然而,這並不完全解釋他們移民外國的選擇。張少強認為這跟他們學歷低有關。「在香港也可以打工,但農民學歷不高做不到寫字樓。他們在荷蘭賺了荷盾,匯到香港錢就好用,情況就像外傭一樣。」鴨洲村長陳啟昇亦說,當時漁民因為學識少,一般只能做製衣廠、電子廠,村民寧願轉換新環境,畢竟英、荷等地有自己的親戚照應。

於是,當一個村民成功落地生根,就會滾起一個移民的雪球,前人為後人安排定居、融入當地工作和社群,張說甚至有些村的宗族組織會收費幫村民辦理移民手續,如同移民公司。有趣的是張少強研究的那條村,唯一沒有去過荷蘭的男原居民被其他村民視為無膽、鵪鶉,「他們有句說話:男人老狗,要浸過鹹水,見過大港,要不成世人都是鄉下佬。去過外國證明你是志在四方的真男人——這很明顯是村內的父權價值觀。大家覺得要去遠一點,這才型,變成了一個潮流。」可見男原居民透過移民工作匯錢養家,以維持一家之主地位。

來往吉澳、鴨洲和沙頭角的街渡在海上飄呀飄的,住在島上的這些人們一點也不怕生,十五分鐘的船程可以跟你說魚說海。(曾梓洋攝)
整個新界農業、漁業,戰後如何隨英國以大都會主義為政策綱領,發展香港,而被改變了面貌,實在有一致性。
張少強

他認為當時戰後經濟轉型,不只破壞了原居民生計,更動搖了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都市發展之後,農業衰退,原來農民變成次等身份,他們要擺脫農民、鄉下人的身份,要革自己是農民的這條命。」鴨洲這一條非原居民的漁民村,與原居民村的發展和軌迹並不完全相同,張少強如此總結:「整個新界農業、漁業,戰後如何隨英國以大都會主義為政策綱領,發展香港,而被改變了面貌,實在有一致性。」原居民流徙的軌迹,他們在1950年代起所面對的生計問題以及自我身份認同,亦可以說是鴨洲移民歷史的重要對照。

聽聽留在香港的鴨洲村民說他們的故事:

敬請留意10月3日星期二出版的第80期《香港01》周報,各大書報攤及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