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女兒】柏林影展得獎者拍紀錄片解心結：媽媽對女友比對我好
紀錄片導演黃惠偵，讀書只到小學三年級，非科班出身，沒有資金，帶着孩子，拍同性戀母親，拍了18年。
母親洪月女，一個不帥的T，20歲嫁給只見過一次面的男人，被家暴，被侮辱，帶兩個孩子逃離家庭。相比男人，溫柔貼心的女朋友才是母親的歸宿。
兩代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40年，卻像陌生人一樣，見面連個招呼都懶得打。飯桌兩旁是兩個世界，彼此關心，渴望靠近，卻找不到對的方式，合適的理由。
有人說這部紀錄片講了女權、家暴、性侵，甚至揭露了社會階層的不平等。黃惠偵卻說：「這是關於我們家的故事，我只是希望透過拍片的過程，讓母親更理解我，讓我能夠靠近她，認識她。」
編輯：東寧（一条）
2017年，這部叫作《日常對話》的紀錄片橫掃各大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柏林電影節泰迪熊最佳紀錄片，澳大利亞國際紀錄片節最佳紀錄片，西班牙馬德裏國際同志影展最佳紀錄片，香港華語紀錄片節長片組最佳紀錄片，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美國萬花筒影展最佳紀錄片，被它通通包攬。
這是紀錄片的導演黃惠偵。
這位長者是黃惠偵的母親，也是這部紀錄片的主角——洪月女。這是一部值得認真觀看的紀錄片，每個人都可以在片中找到自己。不懂得處理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不擅長表達內心對愛的渴望。愛不應該是奢求，愛應該是日常對話中最微妙的存在。看完今天的文章，記得對自己最親的人說：「我愛你」。
我的媽媽是同性戀
自述：黃惠偵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一直知道，媽媽有很要好的女朋友。11歲之前，我其實從來不知道有一個詞叫做同性戀。直到兩個長輩在我旁邊聊天說，她媽是喜歡女生，是同性戀，是不正常的。到那一刻，我才第一次發覺，原來喜歡同性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件大家認為對的事情。
後來，我就特別留意電視新聞或者節目上有沒有出現女同志、女同性戀這幾個字。到書店裏頭去找一些書，想要知道到底甚麼叫做女同性戀。
當時是1985年，台灣社會對於同志沒有那麼的友善。我試着去找書來看的時候，只會在一個架位上找到，叫做醫療。書裏都說，同志是一種精神疾病，一種心理疾病。同志上電視、上新聞報道一定是負面的。
一個孩子看到這些媒體的呈現，就好像同志是一個罪犯。
我很難去面對這一切，因為心裏頭始終有個聲音在告訴我，媽媽不變態。那個聲音會越來越小，越來越小。心裏頭其實很難過，因為當沒有辦法認同自己的母親，這個帶你來到世界上的人，某種程度也很難認同自己。
其實排除掉外界社會告訴我的，從小到大我媽媽是一個同志這件事情，帶給我最大的困擾有兩個。
一個是我一直認為我媽的女朋友就是我的情敵。我媽向來跟她的小孩就不怎麼親近，她的空閒時間，都是拿來陪女朋友。
然後年紀再大一點，十三四歲看起來就像個大人了，就會擔心，人家會不會以為我是我媽的女朋友。我媽媽就不是我喜歡的類型，如果她是一個帥T，我覺得我可能還能接受。
所以對一個孩子來說，我的困擾不太是外界想像的那個樣子。不會因為媽媽的同志身份覺得丟臉。那些讓我覺得我媽作為一個女同志是件丟臉的事情，是外界的「權威」灌輸給我的。
在拍攝期間，有過兩次的受邀，一次是到一個公聽會上去討論同志能不能結婚，能不能生小孩，我就答應了。後來得到的回覆是，主辦方不希望我去。
他們認為光是我的存在，姑且不論我要在現場說甚麼，就會讓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的那一方感覺不舒服。另外一個也是類似的場合。
總之被拒絕的過程，真的覺得很荒謬。原來，作為一個少數存在的人群，我光是存在這件事情，就已經讓那些人不舒服了。
有些人不想要正視它，不想要看見，那我就是要拍一個紀錄片讓你看到，我們就是活生生地存在。
媽媽的女朋友們
她自己的官方說法是交過十幾個女朋友，我也不曉得到底多少個。有一個從小到大就認識的長輩說她的女朋友不只十幾個，她只是不好意思講。
有一個我印像特別深，她跟我們一起生活了八年左右，二十出頭我們都叫她媽咪了。她個子很高，大概170公分，瘦瘦的，是戲曲演員，演小旦，就是很美、很嬌媚、很柔弱，走路輕飄飄的。
我媽對她特別好。她們到茶館喝茶，會磕瓜子花生這些茶點。我媽跟她喝茶，一定會幫她把瓜子殼給咬開來，瓜子肉拿出來放在她面前。然後她可以翹着腳，一小片一小片放到嘴裏頭，她完全不用去磕瓜子。
然後對比我跟我妹妹，坐在旁邊，兩個小人就要自己磕瓜子，啃得稀巴爛，瓜子肉也碎掉，但是我媽從來不管我們。
對比於男性，我媽相對懂得女性想甚麼。我媽的女朋友都說，她除了一張嘴，甚麼都不會。然後她會幫女生做一些比較貼心的事，比如說幫她手洗內衣。
獨立拍攝18年
1998年開始拍攝《日常對話》，那個時候20歲，當時最強大的動機是憤怒，對於一個年輕的生命來說，有非常非常多的憤怒。對自己，對家庭，對父母，還包括對這個社會的憤怒。後來到2012年，拍了十多年，自己終於也成為媽媽之後，拍攝最大的動力不是當初的憤怒了，而是希望很純粹地去改變一個對你來說很重要的人。然後你那麼地渴望能夠靠近她，認識她。
我需要她改變，即便結果是大吵一架。我們明明住在一起，房間就對門那麼靠近，但是你卻覺得你跟她是處在一個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怎麼樣都沒有辦法靠近。
2014年之前，我都是一個人拍，所以鏡頭裏其實不太有我。到2014年終於找到了資金，有了團隊，有了一個攝影師，可以幫我很多忙。
我一直都帶着孩子工作。有幾個場景，都是用一種很奇怪的姿勢在拍。因為要避免孩子進入現場。像有一幕我媽坐在後陽台，我用一只腳頂着後陽台的門，然後用一種很奇怪的姿勢拿着攝影機去拍我媽媽那一段的談話。
在最一開始拍的時候，其實沒有真正想過我自己也在故事裏頭。思考怎麼樣去講一個故事的時候，才決定說，我也要在裏面。因為這始終不是一個我媽媽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我們之間的故事，關於我們家的故事。
一場重要的餐桌對話
我覺得我跟我媽媽那一場餐桌的對談，肯定是改變我們關係很關鍵的一場對話。
在我成為媽媽之前，心裏頭肯定會有怨言，會有恨。我不理解為什麼。如果媽媽真的愛我，她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備注：導演黃惠偵小時候和爸爸一起住時，爸爸會要求她一起睡，並對她進行性侵行為。但當時母親沒有察覺。後來因為父親賭博、家暴，母親帶着她和妹妹逃離。一直到這場餐桌對話，這件事才被提起。）
當自己做了媽媽之後才突然明白，媽媽就不是一個完人，也有極限。
我要做那樣一場對話，不是要去指責她當年為什麼沒有做到應盡的保護我的責任和義務。我是希望讓她知道，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找到了一個理解這些事情的方式，而且我已經能夠比較坦然地跟它相處了。我希望我媽媽也能把這件事情，從她的心裏頭或者是肩膀上給卸下來。
這件事曾讓我們兩個人帶着猜測和想像，跟對方相處。我會猜測說：我媽可能不愛我。我媽認為說：我女兒應該是討厭我，因為我沒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後來才明白，我們之間曾經有堵牆，把這件事情給講出來之後，那道牆就被敲毀了。
看完片子，媽媽變溫柔了
我媽看了兩次片子，兩次首映我都帶她去。因為她是這部電影最重要的觀眾。
她第一次看片子的那個晚上，那天我特別緊張，因為全世界最重要的觀眾要來看這個電影，緊張到一整天都吃不下飯。那天回到家晚上十點多，她一進門就先到廚房，洗手做羹湯。重點是她做完飯之後，把飯菜端出來時，講話是輕聲細語很溫柔的。
這件事情也沒什麼大不了，因為她對她女朋友都這樣，但她從來不這樣對她的小孩。可是那天之後，她都是用這種很溫柔的方式在跟我講話，維持了一個月。
另外一個就是，過去我媽總認為她的人生是那麼不堪、不幸。但電影完成後，她發現自己的人生居然可以用一種看起來還挺有美感的方式呈現。
我們的人生
其實現在回頭看，媽媽的人生要說殘忍也不是太殘忍，因為我發現好多人，好多她那樣年代的女性都有相似的經歷。作為一個女性，一個長在貧窮農村的女孩子，你不會有受到教育、得到知識的權利。所以我媽她十三四歲就已經離開家，到城市裏頭工作，因為要幫忙賺錢養家。
然後再大一點，不只是家人期待她，整個社會都認為一個女孩子，到一個年紀一定要結婚。我媽媽當時跟我父親只見過一次面，第二次見面他們就變成夫妻了，然後就生了小孩。她從來沒有想過要進入婚姻，要生小孩，因為這不是她想要的人生。進入婚姻之後，媽媽又遇到了一個很愛賭博，不愛工作，還會家暴的先生。
我媽媽一直認為她遭遇的這些事情，她自己都覺得很羞恥。
而我的人生呢？小學三年級之後，我再也沒進學校讀書。我在20歲之前的學習方式，是完全沒有系統可言的。其實就是能接觸到什麼，就從裏頭去學習。比如說，我媽媽有個朋友的小孩跟我年紀差不多，她的小孩升了一個年級，不要的教科書就帶來給我們看。
後來，我就在電視台裏頭，有線電視第四台，看了很多很多的電影。
我6歲開始就跟我媽一起工作，所以我身邊都是大人。我也跟那些大人學一些東西，學習怎麼相處，怎麼應對。
一直到我20歲，我要學紀錄片的那一年，剛好台灣正在發起一個成人教育的運動。它不是體制內的教育，不限年紀、不限學歷，只要你是成年人就可以去上學。我去的那一所社大，主要的成員都在做社會運動。後來跟他們一起工作，被迫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地學習，才有辦法跟上大家。再後來，我開始拍紀錄片。
觀眾握着我的手說「謝謝」
讓我一度驚訝的是，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有着不同文化的觀眾朋友，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給的反饋是很相似的。
很多觀眾看完電影，會來一直握住我的手。他們通常第一句話都會先說：謝謝，謝謝你把你們家的故事分享出來。在台灣有兩個年輕女孩子，看完電影就在影院外頭跟我說話，整整掉眼淚掉了三十分鐘。
他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跟家人之間溝通的困難，關係上的困難。我們向來習慣說，家醜不可外揚，這些事情你不會對外人講。可是你永遠不去談論它，不去面對它，一直藏在心裏頭，是很受傷的。
我特別感謝這部電影的觀眾，因為他們在看完電影之後，都給我媽媽很好的反饋。他們會告訴我媽，謝謝你把你的故事分享出來。作為一個在那樣的年代成長的女同志，你經歷這些事情很辛苦，我們都看見，我們都理解。
觀眾講了很多的體己話。那些話，其實應該是我跟我妹妹來說的，我們作為她的家人、作為她的小孩，應該要對她說的話。
我也會跟媽媽說，你完全不需要為你經歷的這些事情感到羞恥，做錯事的不是你。但她以前不太能聽進去，她覺得，這只是一個安慰。可是當她從兩三百個觀眾的口中，可能八輩子不會跟她扯上關係的陌生人口中聽到這樣的話，我覺得是有影響她的。
她在改變她觀看、理解自己的生命的態度。她發現，原來把她經歷的這些事講出來，大家不會指責，不會來告訴你，你應該要躲起來；反而來告訴你，謝謝你講出來，因為你講出來後，帶給了我們一些力量，帶給我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