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仁倒莊】傘後五年 三種思潮 本土派老鬼:政治中立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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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日的雨傘運動,由氣勢磅礡,走到清場一刻,「真普選」願望落空。傘運終結,新時代也隨之崛起,迎來本土派之大勢。「本土派」紛紛出選各大學學生會,說要「打破因循、不要舊調重彈」,否定中國人的身分。然而這種學運的氣勢,到2019似乎無以為繼,出現「斷莊潮」和「政治中立」的現象。

陳珏軒,先在2014年雨傘任樹仁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和學聯常委,再於傘後(2015)擔任會長,橫跨雨傘一代;楊逸朗,2016年在樹仁高舉「本土」旗幟,與中大「星火」一同出選學生會,直言要「奪權」,他至今仍活躍於本土運動中。兩代學生會會長,從過去的學運路,看到一個怎樣的學運未來?中立又會否成大勢呢?

醞釀雨傘

2014年正值雨傘運動爆發,陳珏軒是樹仁學生會外務副會長,亦因此成為學聯常委。他形容當時的社會風氣與論政氣氛頗為高漲,連一直被人說是孤立的樹仁,也有很多同學作出關心社會的行動,「當時大家也很關心政改,或者因為經歷過反國教。」他指,當年有不少關心社會同學,也常見到自己的上莊去遊行、示威和舉辦時事論壇,「因此感染到我讀社會學,我的系會也會參加有71遊行、時事論壇。這些對我來說是個衝擊,難得一代學生建立了這種風氣。」為了承傳這風氣,他毅然在政改關鍵時刻,找來一眾志同道合的朋友上莊。

陳珏軒(右下二)當年與一眾學界同道爭取公民提名「真普選」(受訪者提供)

當年社會局勢不穩定,陳珏軒形容學生會的工作如排山倒海,「三月聲援台灣太陽花學運、四五月有新界東北發展事件,自己也辦一些東北導賞團,會去做土地周,宣傳東北議題,然後會去立法會樓下示威。」到了政改,佔中三子主張「佔領中環」,學界因公民抗命的理念而參與,「我們嘗試做先鋒,踴躍叫同學投票,擺了很多街站宣傳,後來又有學界政改方案,拿到三十萬票,僅次於真普選聯盟的三十三萬票。」七月二日開始公民抗命,接連暑假的迎新活動,做些行為藝術,中間還有六四,為九月的大罷課營造了良好的氣氛和條件,「如是者,一開學已經是罷課。」

「你一方面會擔心外來的事,自己會不會做得不夠好;又會不會太過多東西做,大家頂唔順。」當時陳珏軒與一眾學界同道,承擔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可是政治並不停下,「政權開始拉你告你,你一直也是不停衝向臨界點,將自己置身於冒險的境地。」

陳珏軒指學生會前人對他影響很大,也增加了他上莊的決心,所以他認為學生會傳承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前人累積了經驗、風氣,我就這樣進來,只是想著讀書、找份正正常常的工作投身社會便算了。」

對雨傘「失誤」之反省 前學聯常委致歉

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陳珏軒與其他學界同儕不同,他不是駐守「主戰場」金鐘和旺角,反而是駐守在銅鑼灣,「當年9月29日,我們在樹仁辦了場集會,真的有幾百同學來了!然後我聽到不少同學去銅鑼灣,所以我也去了銅鑼灣。而且銅鑼灣佔領區與樹仁較近,所以能夠和樹仁的莊員互相支援。」

「保障同學和參與者」

和平抗爭,氣氛卻非如此「平和」,學聯在雨傘面對多種質疑,例如是為何沒有在運動高峰時「行動升級」。作為學聯常委的陳珏軒,直言升級要視乎很多因素,「要看時機,要看什麼時間發起、民情如何、學生是否願意負起人命傷亡的行動。」作為這個龐大社運的組織者,負擔自然沈重,「保障同學和參與者,群眾要在做行動前完全清楚風險,知道事後的支援,同意才參與。在面對突發事件時,會堅持這原則,如果同學面對的風險太大,我們不能承擔,我是傾向不作這些行動。」

站在昔日的銅鑼灣佔領區,他坦言事隔太久,目前的感覺已經不大。(廖俊升攝)

雨傘時訊息混亂,對陳珏軒來說是當時最大的挑戰,「九二八時,學聯呼籲大家撤退,令大家很憤怒。但其實意思是,警察用了很大的暴力,所以我們就叫大家走,照顧自己安全為上,但我們會留守,這是我們對市民負責任的行為。當然有人留下我們會很感激;這是組織行動的政治倫理。」除了九二八,十月三日旺角發生激烈衝突,學聯再次呼籲市民「不要前往旺角」,令旺角抗爭者感到被背棄,陳珏軒就此致歉,「當時傳訊做得差,沒有好清晰表達這意思,令旺角的市民有被背棄的感覺,始終情況危急,組織者的訊息及呼籲,會危及到市民(的安存),這是需要向普羅大眾道歉的。」

雨傘之終結 本土學運崛起

雨傘運動走到第79日,在未有「真普選」之下告一段落,抗爭彷彿失去焦點。「本土派」在整場運動的抑壓,傘後一次過爆發,先在2015年發起退聯潮、出選學生會、大力批判多年來的抗爭路線和雨傘時期的學聯、否定泛民主陣營,又提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主張。到2016年,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都是「本土莊」,成為了一時的學界主流。

楊逸朗堅持本土理念,直至現在也不變,同時認為香港是一個有共同價值的民族,「本土就是要保衛香港民族的利益。」(受訪者提供)

雨傘的失敗是「學界本土化」的觸發點

2016年,楊逸朗打著「本土」旗幟,以「樹仁本土」之名籌組內閣參選樹仁學生會,成為樹仁第一支「本土莊」。對他來說,雨傘的失敗是「學界本土化」的觸發點,學生對昔日各種價值,以及學聯與民主派在雨傘時的抗爭行動,作出反思和批判,「學生會長年由同一個派系圈子的人把持,很封閉、難以參與,令人感覺是傾靠民主派光譜的人;當時本土派也無從參與他們的圈子,在佔領區上台發言也被搶咪禁聲。」

楊逸朗作為雨傘一代的大學生,他直言在雨傘中看到學生會的龐大力量,並從學聯的失誤中反省,「所以年青人想奪權,將方向調整過來。」「本土莊」希望將抗爭面向香港本土利益,楊逸朗形容,「本土派」學生上莊,就像「散落社區」的概念一樣,將抗爭力量、由本土莊帶入校園一方面服務學生、一方面同校方抗衡,「不希望偏向泛民或靠向政黨利益,拒絕盲從,要懂得批判思考,面向本土。」

沒有傳承是錯嗎?

陳珏軒的下莊與自己的理念截然不同,兩屆人彷彿勢成水火,「本土派」像衝著推翻上一輩而來,不過他自己也能理解「本土」青年在想甚麼,「這幾年的打壓太厲害,而雨傘得不到真普選,對很多人都有種打擊。」而他最後悔是沒有好好與下莊溝通,不論在內務還是外務上,形成了斷層,「敵對心態好強,可能覺得前朝的是老鬼,如非必要就不要交流,如不就會被指責老鬼干政,所以當時我也好小心。但其實,是不是不能溝通呢?現在回想,有些東西是可以求同存異的。」

楊逸朗當年高舉「樹仁本土」旗幟,當選學生會會長。(受訪者提供)

「先搞香港民主,繼而影響中國」

傘後的「本土莊」,對學生會前人的工作方向重新檢視,特別在六四議題上,「前人不斷重提平反六四,去維園悼念,我們並非不認同背後理念,但會否有新形式出現呢?有沒有新的議題可以打呢?我們會有這種反思。」他們與其他十間院校,聯合辦了一場六四論壇,與支聯會六四晚會分庭抗禮,「不停導引討論中國民主的話,好像有點離地,抽離了本地政局環境,所以我們想利用學生會的力量,以本土的角度去想六四的意義、中共在如何殘暴,這樣的政權會怎麼對待香港,而香港的未來應該怎樣。」

「打破舊路,用學界力量,回應民主派提出的價值觀。不希望只作和應而不敢批判,好像將學生力量縮小了。」楊逸朗和很多本土派學生都一樣,否定中國人的身分,認為港中民主無必然關係,「先做好最接近、最貼身的地方,中國反而是無法控制和影響,『建設民主中國』好像有點誇大了自己的夢想。」即使香港在中共的管治下不能獨善其身,但都要分先後,先處理香港問題,「先搞香港民主,繼而影響中國。」

對民族主義始終有戒心

陳珏軒對待六四的立場,卻不如部分「本土派」一樣,認為是「鄰國的事與我無干」,「之所以悼念,是因為有八九民運,帶來六四的結果,不能只悼念政權屠殺,而更加是要記住八九的學運精神。」即使陳珏軒一直都有出席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但他也不太認同支聯會強調中國人的身分;不過,對於有學生辦「以香港人為本位」的六四集會,陳珏軒則有保留,「我對民族主義始終有戒心,2016年我曾到港大遙望那裡的六四集會,只是遙望以免尷尬。那些集會相對傾向宣傳民族獨立的意識,而我覺得民族獨立這件事,現在還未想得通透。」

對於「建設民主中國」,陳珏軒認為至少不會反對,亦可以說贊同,至少抱著一個想法,中國的民主化,比起中國獨裁,對香港害處較少,而現在中國不民主,看到香港也不太好。(廖俊升攝)

學生會成立 本身是政治抗爭的成果

來到現在,民主之路溢見崎嶇,雨傘和旺角警民衝突,讓抗爭力量元氣消耗,社會氣氛變得沉寂,這些現象也反映在學界的「斷莊潮」中。繼去年多間大學斷莊,今年港大、科大和嶺大等院校的學生會幹事會出缺,而浸大和中大則仍然是「本土莊」。而港大早前有四名候選人參選,但因政治立場模糊,低票落敗;如今樹仁再有一支主張「政治中立」的候選內閣出選。

樹仁老鬼又如何看自己的「政治中立」候選下莊?陳珏軒認為,「政治中立」並不符合學生會最初的民主自治精神,「當年學校不想要學生會,而學生會的成立,本身就是政治抗爭的成果,而且一直有很強社運傳統。若然學生會面對政治默不作聲,說『我中立、我唔理』,一樣要向同學解釋。」

學界成碎片化

陳珏軒認為,主張「政治中立」,不單令社會抗爭力量減弱,更會讓學界的力量碎片化,「一些學生會有好強烈的政治立場,當有人說要中立,就好難作出聯合行動。就算不是磨擦,也會有割裂的狀態,大專學界版圖面臨碎片化。」他預視「政治中立」學生會會繼續出現,但不一定背後有人操控,而是純粹學生覺得不需要政治,「現在這個時局是沉寂的,好多香港人都覺得香港無希望,民主政制守不住,社運路斷了,新一代不想碰政治。」

對於如何止住「中立風」,陳珏軒就覺得,需要靠前人的努力,「政治時局缺乏討論、傳承的話,年輕一代慢慢會忘記,學生會為何要抗爭,他們體會不到爭取民主的意義,也未能認識到學生會的歷史和精神,這就是去『政治化』的過程。」

樹仁學生會會室外也貼有創會經過。(廖俊升攝)

若不傳承 從此再無「本土莊」

曾作為樹仁大學的「激進本土派」的楊逸朗,看見樹仁出現「政治中立」的候選內閣,他感到相當悲哀,「大學學生會作為高等教育的學生代表,有責任帶領同學思考社會的將來。而作為大學生,理應具備判別是非、思辨的思維。就算是作為人,人生所有事情都需要作出判斷選擇,不論做甚麼、穿甚麼、吃甚麼都需要表明立場。」

楊逸朗認為,所謂的「政治中立」是對社會將來發展沒有任何想法和方向,而今天學生參選學生會,搬出「政治中立」,代表沒有獨立能力判斷社會上的是非,也不打算去思考社會的未來。至於未來會否仍是「斷莊」和「政治中立」的趨勢,楊逸朗就認為取決於前人是否願意傳承,「新一輩如不了解這幾年的政治環境,新生就不會是『本土派』,現階段說政治中立,日後就是欣然接受共產黨。如果甚麼都不做,我敢肯定,一定不會有『本土莊』。」

無力 如何走下去?

楊逸朗認為,傘後民主路比以往更難走,「雨傘前,未知政權的真面目;雨傘時,香港人如夢初醒,也有膽量,所以遇強愈強;雨傘後,由不全知到如夢初醒,到發現改變無望,當權者對和平抗爭抹黑,抗爭者或要背負長期監禁的抗爭成本,所以香港人膽量就變小了,遇強愈弱」

「施暴者手段猖狂,反而香港人灰心散渙,所以很不樂觀。」雖然悲觀,但楊逸朗還是堅持理念,「難行也要行,做人要不平則鳴,就手旁觀是容忍不公義的橫行。」

陳珏軒同樣認為,政治時局缺乏討論、傳承的話,慢慢就會沒有年輕一代記得,學生會為何要抗爭。(廖俊升攝)

曾有「傘後抑鬱」之感

陳珏軒直言自己也曾有「傘後抑鬱」之感,覺得「遊行示威去嚟做咩」,但他還是毅然「冧莊」,在疲憊的狀態下,於傘後再上一年學生會。經歷了一年時間,他才走出陰影,所以他覺得有人沉寂、不參與也不為奇,「特別是政治犯和DQ後的年代」,他認為必要找空間、營造氣氛,「從凝聚的角度想,很多本土派都說要休養生息,這樣說是有原因的,抗爭成本太高,所有路線都難行,只能保住有用之軀,待合適時間出來;但這合適時間不會自動出現,要自己去營造,誰人去做?就是在社運低潮中未放棄、而沒有被控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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