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製造】想當「工人2.0」的潮童 一邊造衫一邊學做人

撰文:梁雪怡 柯詠敏 黃泳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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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製造,製造香港》的已故作者何耀生寫道,2008年的金融海嘯,暴露了香港單靠「金融地產」的脆弱和不穩定。據政府統計署資料,跟貿易、運輸、金融和地產等相關的服務業佔香港GDP比例,由2000年的87.3%,增至2012年的93.0%。同期的製造業比例,則由4.8%減至1.5%,不到服務業的2%。各區愈來愈多藥房、金舖,商場變得只有連鎖店才負擔得起租金,自家品牌難以生存,同時使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
近年,不少提倡搵「慢錢」,減低資本流動對社會的衝擊。就像想當「工人2.0」的潮童阿健,與一班製造業工人想憑着丁點兒力量,重現「香港製造」,聽來似個傻瓜。不過,阿健撇撇嘴說,到韓國入貨,放上網賣,賺錢話咁易。只是,香港人賺了快錢那麼多年,看着這些年來的泡沬,香港人,快樂嗎?
攝影:曾梓洋

阿健常常帶着自己縫製的白色布袋外出。它是由一塊平面布車成,布的中間位置做布袋的底部,所以底部並沒有摺口,袋身則不斷車成一褶一褶,讓它變成圓形。第一個布袋,他用了6小時才製成。

「大陸因為爆發內戰,部分上海及江浙製造業企業家將紡織機器設備及技術轉移到來香港,紡織技術於是愈來愈成熟。」

「唐英年老竇唐翔千的半島針織廠總部也設在香港。」

「以前的工廠好大,有幾層高,飯先由高層食,工人就食剩下來的飯餸……」

由六廠基金會籌辦的紡織茶會,收集工廠工人的紡織經驗,為兩年後完成的南豐紗廠保育項目作準備。這天參加茶會的不只是昔日工友,還有一個倒戴着鴨嘴帽、踢着一對染藍布鞋的金髮年輕人阿健。與一班工人圍埋一枱也沒有代溝,還聊起車袋心得:「做袋一個外彎、一個內彎唔難車,一隻底角或者冇底角都冇所謂。」旁邊、曾在大工廠工作的女工杏姐點頭和應:「好呀,我之前做過的背包個底係咁車㗎!」

阿健對設計有股執着,例如他會說,不希望自己設計出來的衣服被「亂襯」。

茶會上,有個從日本讀完紙樣回港的後生仔,一身「潮童」打扮,名叫阿健,據說他想做工人。原來他已經35歲,不是說這年紀老,只是他看起來年輕太多了。

阿健沒有否定「想做工人」的說法,只是聳聳肩道:「算係啦。」他倒補充,在日本沒有畢業便回來了。

與工廠妹合製布袋:用同一塊布車衫

在參加紡織茶會之前,他已經與香港故事館(藍屋)前館長盧樂謙創辦的木藝工作室「青春工藝」合作,搞師徒制,收了8個徒弟,用3個月教授關於紡織知識後,徒弟會幫師傅工作。但他笑說,其實最後只有一個大學生和主婦留下幫忙。

他與車衣女工合作,用麵粉袋設計、再造成環保袋。設計好款式好,他讓女工們選款式,或一起討論有哪個地方需要改良。

現在他與一班工廠妹合作,將麵粉袋回收,再造成環保布袋,放到位於荃灣鱟地坊小販市集、專賣升級再造物品的排檔——「真的變身鳥」(The Upcycling Bird)擺賣。

記者一直好奇,何以一個日本留學回來的潮童,會與工廠工人如此投契,他卻不以為然:「其實我同車衫姐姐一樣,用同一塊布車衫,在不在日本讀書沒有分別。我設計個款,她們幫我車;我本來計劃了以abcd步驟車,她們懂得不斷改良,由a跳到d就做得,她們才是製造的手。」

反叛因子早植根 自行修改校服剪裁犯校規

從中學開始,他已很在意打扮,一式一樣的校服雖壓抑人的個性,但阿健一於少理。「讀中學時會微調校服設計,將校褸由尖腳改成圓腳,恤衫的鈕扣改成隱藏在布下之類的,其實這些改了也不覺眼,但衫是改給自己,不是為了讓別人看見。人人的校服都一模一樣,每個人也想有點不同吧。」他撇撇嘴說。

看着一頭及肩金髮的阿健,走路的姿勢一步三晃,似在空氣中飄盪。改造校服有沒有給人記過大過?

「有呀,我食全餐㗎!」,看到記者眼瞪耳豎,他解釋道:「即係有咩記都記過晒。」

「我只想做衫,但我同時都要做人」

中三之後他到了美國讀國際學校,因為一些事又回港了,期間又讀過國際學校,他笑說,在那裏學識用Microsoft Word與Excel。後來便到日本修讀一年日文,再報讀文化服裝學園,是國際公認的著名服裝院校之一,不少頂級時裝設計師如小篠弘子、山本耀司也從那裏畢業。

問及沒有畢業的原因,他支吾半晌:「因為depression(抑鬱)。」記者沒有追問,只再問回來之後做過什麼,他有點焦急地答:「我只想做衫,但我同時都要做人。很多人讀完設計會到深水埗做衫,坐一日嘔90幅畫,抄又好,自己設計又好,這樣做好快乾。在日本回來之後浮浮沉沉,在廣東道做過sales賣鞋㗎。」

工作室位於馬頭角道,他常在這裏閉關創作。

賣鞋之前,在日本讀書的日子,他學懂如何認真地做一件衫:「每一個工序都很仔細,做一件衫有廿五六層。仔細到會教你如何剪一塊布,例如是布有橫正紋之分,直紋線是以箭咀來指示裁布時紙樣擺放的位置。擺放紙樣時,直紋線的箭嘴與布邊須成平行。因為梭織布料結構的關係,直紋裁剪的布料較能伸縮,也不易鬆散。」

一匹布咁長的設計夢

問了好幾回,在日本還學到什麼,與在香港讀有什麼分別,大概是覺得記者也聽不明白,說來也味同嚼蠟,所以沒好氣地道:「學到最多的是接受每個人都不一樣,這種思維在日本的street fashion(街頭時裝)很發揮到。」

工作室有一列一列的書架,書架最高的位置有很多關於設計的日文教材,他指着《服飾造型用編》說:「呢本勁喇,好有用㗎,不是讀我間學校(文化服裝學園)不能買的。但現在淘寶有中文版,實無畀版權啦,我也叫我的學生在淘寶買呀。」

我問他最愛看哪本書,他找來一本由Miranda Tsui寫的《Fitness Folded: a thought on Chinese dress》,揚起眉頭興奮地說:「呢本勁喇,作者是香港人,研究中國服裝的文化。最得意是說到中國的旗袍,旗袍是旗人穿,設計考慮到他們經常要騎馬,所以那時的袍應該是四邊也有叉,但現在的只有兩邊開叉。」

他邊說邊拿起一件西裝:「你看,就算將這件西裝放平,也無可能變平面的,但以前中國的服裝是可以平面折疊的,旗袍、中山裝都可以,Miranda Tsui那本書就是講以平整度折疊探討中國傳統服裝和西式的剪裁……」

阿健既是工人也是老師,工作室內一排排書架,最高位置有很多關於設計的日文教材,包括《服飾造型応用編》(応為應),阿健直言這本書很有用。

不當買手,做回自己

說着說着,他像個孩子看到棉花糖般快樂和專注,眼裏只有一匹布咁長的設計夢。他想當個裁縫,只是香港廠房少之又少,結果去了日資公司當merchandiser(買手),主要工作是跟訂單,幫客人做翻譯,他形容買手就像quality control(品質控制)。「客人在日本,不能常常返大陸驗貨。我那時一星期返大陸起碼三次,有時天天上,到深圳、東莞、中山等比較近的地方,但來回都幾個鐘了。」

約在1980年代,工廠開始北移,將生產工序遷至內地,由製造業轉型至貿易業;留在香港的公司則保留非生產的功能,如市場銷售、處理訂單、品質控制等。不過,阿健認為現在內地廠房已有能力與外國直接溝通和交易,不用再等香港人提供生意,即是說,香港已失去當「中間人」的優勢。

接着他輕鬆地說:「後來我被裁員喇!香港一直以來總是接單來做,設計部分不在這裏。其實未來10年大陸絕對有能力取代香港做與國際的中間人,所以我做的公司生意也愈來愈少囉。」

起初因為沒選擇而當買手,在香港與大陸之間穿梭,當個與自己專業有關而又無關的中間人。被裁之後他也樂於做回自己,捧着一匹布與車衣機過日子。他的工作室在一棟廠廈內,「鄰居」租單位放置韓國買回來的衣服。那些衣服會放到網上賣,只需請一個姐姐來打理便行。阿健說:「屋企好想我去韓國入貨,實賺㗎,但我不想這樣。我想有一堆做紙樣的人一起合作,因為要做複雜的東西不是一個人做到,一個人好易鑽牛角尖。」

阿健(左)親自弄了一件婚紗給太太(右),讓她能穿上又美又舒適的婚紗結婚。通常婚紗的底層都是定碼的,很少彈性,但他用經編針織,織出婚紗的底層。經編針織的特性是成品很有彈性,常用於胸圍與運動服裝。(受訪者提供)

工人2.0:阿爸畫冷氣槽 vs 阿仔畫紙樣

工作室內有一張像在愛麗絲夢遊仙境裏才會出現的梳妝台,原來是他親自造給當化妝師的太太的,我摸摸嵌在梳妝台上的小石塊,他說:「那是馬賽克來的,真係馬賽克呀。」這台用小石塊和有色玻璃碎片拼成梳妝台的右上角,竟有嵌上兩支金色鐵喉,「啊,我阿爸以前做中央冷氣的,這些是從廠拿來的冷氣喉。」

爸爸做冷氣工程,媽媽則在七八歲時已當製衣童工,後來更自設廠房。不過一切都過去了,幾年前阿健爸爸中風,退了下來,媽媽轉行做地產經紀。

「我同阿媽零交流,她會來(工作室)用車衣機,縫下補下老豆的睡衣,複雜的東西都給我搞,改長短好簡單的,十幾分鐘搞掂!

「十四五歲時阿爸跟我的交流是拿着圓規度角度,畫正六角鐘形,只是我不是畫喉的圖,而走去畫衫的圖……」

爸爸如何看待他的理想?「他說沒所謂啊,你畫的值多少錢,幾蚊也好,拿去印拿去賣。我無答呀,這些要等機遇,急都無用」,他又再聳聳肩、撇撇嘴。

身為工人後代,阿健可算是「工人2.0」,同是在一堆機械和布匹中度日,只是如今已不是那個「多勞多得」的年代。小時候一定碰過作文題目「我的理想」,直到我們長大了,想講志趣,講理想時,偶爾有人會叫你把「理想」拋到磅裏去,先秤秤它值幾錢吧。

阿健的工作室,牆上掛滿一捲捲紗線的線圈,以及他自製的白色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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