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公義的先鋒 意大利「飛仔神父」助漁民建村、瞓街爭木屋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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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一連串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裡,Sing Hallelujeh to the Lord的歌聲縈繞不散,有說宗教界力量終於擺脫多年保守作風,挺身而出保護年青一代,聖經裡提到的公義得以彰顯。50年前的香港,有個意大利來的「飛仔神父」駛著電單車在西貢沿岸上山下鄉,義養失去父母的子女,跟貧苦漁民在住家艇上一同吃飯、為漁民子弟在岸上建村;後來他走入市區,與徙置區居民一同瞓街爭取福利,又托著旗幟走入八九民運的集會聲援北京學生。

經歷了香港60年代的政治動蕩和70年代的貧困日子,從米蘭來的林柏棟神父腰骨挺拔,始終如一。「我食飯多過食意大利粉,你不要問我意大利的事,你問我香港的事。」逝世於2006年的林柏棟神父在紀錄片中,說著一口流利廣東話:「到埗那天,我知道香港會是我第二個家鄉。」細雨之下,我們隨林柏棟義子黃義天走進這奇人的故事。

攝影:歐嘉樂

在西貢天主教聖心堂附近的崇真天主教中小學,本是修道院,後改建學校。教會人士回憶林柏棟的講座,就在這裡舉行。

Adelio Lambertoni(林柏棟)舊照。少時,他父親厭惡戰爭逃離戰場,父子重逢,竟在家鄉斜路上大吵一架。(受訪者提供)

1939年,在距離米蘭一小時路程的鄉鎮Varese,Adelio Lambertoni出生,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父親隨軸心國意大利的軍隊出征,小伙子成了一家之主,照顧母親和姐姐。Lambertoni自小覺得自己有點領導才能,他想入修道院學習,但起初神父覺得他太頑皮,後來才讓他走入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他跟著有共同信仰的年青人抬著十字架,走上雪山,合照裡笑得開懷,能量十足的好青年樣子。

當時17歲的他,已經決志要出國傳道,直至26歲,他派往一個叫香港的英殖城市。香港島早於1841年成為英國殖民地,羅馬天主教會於同年把它立為傳教區,19世紀下半葉已有不少天主教傳教士到新界,集中於大埔、西貢一帶傳教。

出生於1939年的一個神父,1965年到港傳道,當年中國局勢混亂,他親眼看見西貢海上飄來屍體。

翻山越嶺 荃灣行山到大埔、西貢

Lambertoni 帶著種種未知,搭上為期18日的威利斯船遠征香港,他最先到達當時還叫「淺灣」的荃灣,翻過大帽山走到大埔碗窰,後來落腳西貢。當時香港教區神父發覺吐露港之美,此後從大埔開始,發散到汀角、西貢、馬鞍山和蜑家灣等地方傳道。

且說說當年天主教士看見的新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早期新界大埔、西貢、元朗等客家村落仍然由大清管治,傳教士對走入清朝人當中傳教抱有嚮往,接觸了不少採石、燒灰的客家勞工和農民。1860年代,西貢區最初有一名柯神父 (Cajetano Origo) 在市中心設傳教據點,神父每次從九龍城走三小時山路走到西貢;最初西貢只有28名教徒,到1877年,容納300人的聖堂也不夠用了。直至英國租借新界的1898年,剛避過了1900年前後中國反洋反教的義和團運動,傳教工作也算順利。

最初西貢只有28名教徒,到1877年,容納300人的聖堂也不夠用了。

政府冷待貧苦大眾 神父帶水上人岸上建村

改名為林柏棟的Lambertoni,開始在西貢拿著八厘米攝錄機,記錄庶民生活片段。晚上他喜歡散步岸邊,走到艇上跟水上人雞同鴨講地邊聊天邊吃飯。

當時水上人被岸上人歧視,被眨稱為蜑家人,孩子上岸打水往往要忍受岸上人目光。一家又一家的水上人和漁民就住在住家艇或漁船上,站不直,小孩玩樂、大人幹活都同一個空間,林柏棟看到艇上生活艱難,許多漁民子女因為幫忙打魚,一去便幾星期,沒機會讀書,也有些重病老人要跟著出海,他便跟范賚亮神父 (Valeriano Fraccaro)和舊稱「天主教社會福利組織」的明愛,在岸上建漁民村,組織水上人組織合作社,解決村中問題。

「你睇落船上生活好靚,實際上很辛苦。漁民家庭應該要有居所,讓小朋友可以上學,老人病了不用跟著。」林柏棟在紀錄片中說道。(影片截圖)

「你睇落船上生活好靚,實際上很辛苦。漁民家庭應該要有居所,讓小朋友可以上學,老人病了不用跟著。」紀錄片中林柏棟這樣說。當年港英政府不太理會社福事,外國傳教士到埗後便大力推動醫療、教育和難民營,兩者投入程度的分別,看數字便一目了然:1966年,43個志願機構花費近2,500萬元,而社會福利署的開支只1,750萬元。林柏棟自己常常投稿《南華早報》,促請政府跟進社福問題;實際上當時不少社福政策,港英政府甚至參考宗教團體做法模塑而成。

在西貢對面海的聖伯多祿村、菠蘿輋太平村,低矮漁民樓房散落在長長樓梯之間,當年漁民今天已經頭髮花白,因為經年捕魚作業,多有腳痛問題,而他們的後代亦離開了西貢發展。不過在寧靜漁村家門前搧著涼的老人,永遠沒有忘記林柏棟的名字。

當年范神父和林神父與明愛合作,為漁民建村。林柏棟保留了圖則副本,安放在意大利家鄉。

黃義天是林柏棟收養的義子之一,他在講座中分享有關神父的回憶。

八個義子女 跟神父上山下鄉

林柏棟在西貢、黃大仙傳教多年,期間接收過八個義子女,黃義天是其中一個。黃義天是西貢原居民,本住在糧船灣,母親早逝而父親長年出外工作,他和哥哥在漁港流離浪蕩,乏人問津。他們被輾轉交到叔叔、姑媽手上,姑媽一家移民英國時,跟神父要錢想要賣走兩兄弟,林柏棟沒錢,姑姐於是就這樣放下兩個男生。

黃義天和他的哥哥,展開了隨林柏棟上山下鄉探訪西貢村落居民和小聖堂的日子。一幀又一幀的舊照片,西貢山巒褪色,輪廓卻仍然亮麗。悠閒一點的夏天裡,黃義天也不嫌跟神父探訪麻煩,因為可以赤膊打功夫,在大浪西灣游泳,晚上完了彌撒便睡覺,蚊香燒著了被子也睡得香甜。嚴寒的冬天,未領洗的兩個男生幫神父為逝亡之人做扶祭,托著棺材從山腳走到山上,學會了唸天主經。

林柏棟看著兩個義子從小到大,結婚生子。相片為1990年年初三,神父和黃義天一家往毀壞的糧船灣聖堂探訪。

年屆中年、又已為人父的黃義天心目中的林神父仍然鮮活跳脫,彷彿從沒離開西貢:「那是上山下鄉的日子,林神父很享受鄉郊,踩著電單車噠噠噠聲的,走得好遠,上了行沒路走又落山。」

神父當年薪水不多,喜歡食煙仔,有朋友來時喝點啤酒,黃義天負責去神父宿舍附近的士多買。神父說過,最初客家人接待他端了一盤黑色的肉給他吃,他不敢,硬著頭皮嚐一口,餘生便愛上梅菜扣肉的滋味,「他很鼓勵,一定要試新事物,你不試不知道那會是怎麼一回事。他常說自己是單親爸爸,我覺得他做得夠好了。」

天主教香港教區現時屬下專責小組「古道行」工作小組 (Diocesan Working Committee For “Following Thy Way”),計劃復修及活化西貢半島一系列天主教小堂,並實現以此為重心的旅遊路線,借鑑歐洲聖雅各伯之路,規劃一條結合靈性、信仰、文化、歷史的獨特旅道,豐富香港旅遊文化,詳見另稿。他們同時正重新紀錄一些在港傳教士被遺忘的故事,像今次邀請黃義天等相熟神父的教徒分享個人記憶。

「他很鼓勵,一定要試新事物,你不試不知道那會是怎麼一回事。他常說自己是單親爸爸,我覺得他做得夠好了。」

范神父被殺後離港 泰北協助難民

尋常日子的轉捩點,是范賚亮神父在宿舍被謀殺的一夜。范賚亮神父待小孩親切,他家族在意大利開麵包廠,他也不時做麵包送給區內小朋友,黃義天記得他滿是雀斑的手,怎樣挽著小孩喊他們「細蚊仔」。神父被殺那晚,他跟哥哥待在宿舍看電視,九點半才捨得走,怕途經墳場會撞鬼的兩個人,兜了一個大圈才回到普通道17號的家。翌日清晨再回去宿舍,范賚亮在浴室被殺害,身上被刺了好幾刀,現場除了找到一條在元朗製造的褲子,全無線索。

范賚亮的死,坊間流傳過許多個版本。有說與共產黨有關,也有說是神父們協助漁民走入菠蘿輋太平村時,得罪了地方勢力或黑社會。「當年太平村曾經斷水,有刪水喉的糾紛。究竟係搶劫定點?六十年代,查不到。」黃義天後來和哥哥時不時聽到廚房傳來做麵包的聲音,直嚇得兩個大男生背後發涼。

范神父被謀殺後,林往泰北幫助當地難民,得失了政權和地方勢力,輾轉又離開泰國。

神父的死,其實不是西貢區的單一事件。在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當時和神父 (Piazzoli) 曾被中國政府懸紅500元捉拿故離開西貢;1942年,三個傳教士黃子謙、郭景芸、丁味略先後被殺。范死後,林柏棟極度悲痛,為了避開傳言,他應教區要求回到意大利,黃義天兩兄弟也搬到大埔讀書。此後林往泰北幫助當地難民,得失了政權和地方勢力,輾轉又離開泰國。

重回香港,林柏棟投入社會運動,不論是地區抗爭、民主政制研討或八九民運集會都見到他的身影。

重回香港 為寮屋戶、艇戶掀組織旗幟

林柏棟再回到香港黃大仙區傳教時,已經時值1978年。他留了鬍鬚,整個人處事、說話不同了。「他以前覺得自己是領袖,想幫別人,我說,你聽你做。可能是范神父過身或其他事令他轉變,他說除了祈禱,要聆聽多點,參與其中,和人群一齊行。」黃義天說。

1965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後,表明教會如果面對社會問題,必須爭取正義。於是1972年盲人工潮、1977年金禧事件、1978年油麻地艇戶請願,80年代反兩巴、兩電加價等社會運動和尋求公義的場合,出現了教會人士的身影;他們甚至公開表達對於政制的意見,參與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前後的《代議政制綠皮書》研討會,林柏棟也在1989年參與尖沙咀聲援北京天安門學生的集會,2002年亦在街上遊行反對推行23條。

馬仔坑大火後政府要拆木屋區,林柏棟與街坊睡在街上。越南難民問題出現時,他也為難民挺身而出,促請政府人道對待貧民。(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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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居住問題多多的九龍市中心,林柏棟決志不止步於慈惠的身影益發鮮明。當年馬仔坑大火後幾年,政府想拆卸剩下的木屋,林柏棟與居民一起睡到路邊;越南難民來港時,林走入難民營,抗議政府不人道對待難民;他協助油麻地艇戶上岸,也跟小販、寮屋戶一起組織抗爭。人們可能較熟悉甘浩望神父,今時今日為人熟識的「社區組織協會」成立之初,林也曾擔任主席,協助策劃居民組織。

「林神父常常說,服務角色不能不做,但很多人忽略了先知的另一個角色:站出來為社會公義發聲。」黃義天說。「西貢船民沒地方住,黃大仙艇戶、拆樓,任何不公平待遇,他都關心。」

林柏棟於2006年去世,教徒不時仍會舉辦分享會,回憶他生前種種。他走過的足跡,能否為在世者帶來指引?

「面對錯誤,負起改善的責任」

靠著生者回憶,我們嘗試拼湊林柏棟的生命一隅,可以為今天香港帶來什麼啟示?1998年拍攝的紀錄片中,林說過,香港30多年來進步很快,全靠香港市民自己本身努力爭取更好的社會,另外也靠機構或教會提出問題然後組織去解決;政府也做了它的一部分,「但我們不能只靠政府」。

他在一場彌撒中這樣說過:「我們不應有被動態度,不論對於自己過失和社會的錯誤,我們要積極接受和負起改善的責任。」逝者已矣,十年過去,香港亦踏入新一輪社會抗爭階段。Sing Hallelujeh to the Lord在大陸被禁後,教會人士會如何繼續以信仰介入社會公義?為了塑造更美好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制,香港要怎樣走下去?林神父的遺志,書寫於今天政府部門對於六月多場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的回應面前,竟顯得如此鏗鏘有力,讀來仍然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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