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洲人語】80後離台回長洲 拍紀錄片遇身份危機:像家裏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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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藝術工作者冼澔楊(Frankie)正修讀碩士課程,放暑假期間從台灣回到長洲。他拿著一部單反相機,和一張只有15GB容量的記憶卡,初嘗拍紀錄片,想拍下外婆的故事。拍至一半,記憶體爆滿,他便與外婆約好,在他生日翌日一起吃飯慶祝,順道補拍片段。但外婆在他生日當晚急病離世,只差一點點,他想問外婆的問題,只能永遠卡在心中,影片注定無法完成。

「那時覺得老人家和家鄉一樣,永遠都會在。」捉不住的,不止故人,還有故鄉。到台灣讀書工作九年,去年重回長洲,感覺一切物是人非,自己像是小島的客人多於家人。五年後的他,拍攝過多部紀錄片,他不想再和當年一樣錯過,於是手執攝錄機,在香港一切快將消逝前,留下家鄉的故事。「現在再不拍下來,就沒有人做這件事。」

攝影:鄭子峰

訪問與Frankie相約在長洲碼頭碰面,記者甫跟他說渡輪準備泊岸。他從家步行來到碼頭,前後不到五分鐘。船停剛泊好,他便來到。

迎面而來的他,身穿短褲波鞋,笑容燦爛,一副悠悠閒閒的模樣。「我咁著好正式喇!唔係就著拖鞋!」他笑著說,兩頰酒窩格外顯眼。他指,為表尊重已特意穿上波鞋來訪問,不然作為本地長洲人,他只會「踢拖」,「滴滴嗒嗒」在島上閒逛。他說本地人單憑打扮,一眼便分辨出誰是遊客,若上年紀的人穿長褲、波鞋,則一定是出「香港」飲喜酒。

Frankie坐在日泰小食門外,等老闆阿丈來到,期間不少人路過和他打招呼閒聊。「長洲人啲小朋友都唔怕生保,我都唔算誇張,表姐被人叫『八步欣』,每行八步就打次招呼。」

Frankie帶記者環島一圈。從碼頭到大排檔,從家中到天后廟,從東灣到咖啡店,這一圈由他出生至今,三十年來他走上百回千回,慢慢看出這裏的變化,逐一指出。當年,他在港島讀中學,每天放學便趕船回長洲,與朋友跑到沙灘游泳。那時,他不懂游水也要游出浮台。多年後,熟悉的沙灘飽歷風霜,海沙堆成平緩沙灘被捲走,只剩斜坡。長大後的他亦變得膽小,不再游水。至於島上,這邊住宅改建的渡假屋愈開愈多,左鄰右里總有一間,連帶租金飛升;那邊又一家酒吧開張,鋪位每半年易手一次,上一手是餐廳。他說,長洲人慣以鋪位作為座標,與「香港人」不同,非以街名分辨方向。改變無聲無息來襲,老街坊如他有時亦對小島感到陌生,「連遊客都熟過我。」

外婆突然去世,令他有感有能力時要盡力把快將消失的事紀錄下來。「有時你對住屋企,對住香港或者長洲,你永遠覺得冇事架,但可能就好似呢次咁,一下就byebye咗。」

從一個島嶼飄到另一個島嶼 歸來人事境遷

會考後,佢對前途感到迷茫,曾唸了副學士半個學期便退學。二十歲那年,他為興趣毅然決定赴台讀藝術。這一留便留了十年。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攻讀碩士期間,他對紀錄片產生興趣,停學兩年,加入製作公司工作。

製作公司替國家地理頻道、央視、騰訊等大平台拍攝紀錄片,五年間,他上山下海,曾捕捉打獵、捉魚、火場救火等無數日常生活外的鏡頭。高強度的工作,高要求的上司,Frankie雖得到極佳鍛鍊,但一個人長年在外,他卻漸漸患上抑鬱症。當伴侶不在身邊,他會獨個兒躲在家,靜對四幅牆;當外出時,走到馬路邊看到車輛開出,他又會想走出去。他說,絕無尋死的念頭,「病來的,不是主動尋死這回事,可能看不到希望,可能第不到明天,或者鑽了牛角尖。」於是,他只好放下工作,暫別在外的日子,回到長洲休養。

以前在台灣讀書,他都很期待放假,因為可以回香港、回長洲。但回來生活後,他發現這裏物是人非。「係台灣被人叫港仔,係長洲又被人叫台灣仔。」

回來後,為了治病,他不再困在家。他遂拿起攝影機,在長洲四處拍攝,並沒有指定主題。他最初打算從身邊最熟悉地方取材,卻發現自己脫節了。

「剛開始時不覺有很大變化,現在回想就能感受到。」自2005年政府為推廣本地旅遊業,大力宣傳長洲「大平清醮」後,長洲不再是寧靜小島,每逢周末小島更是人頭湧湧,昔日的小店變成賣芒果糯米池、大魚蛋的遊客生意,商店暢旺,但苦了居民生活,渡輪班次、房屋租金均受影響。多年來Frankie身處其中不察覺,但多年後從台灣回來,他發現對長洲不再熟悉。「和家脫節了,不知道家中發生什麼事,那麼到底我還是不是這裏的人呢?」

Frankie的爺爺是漁民,那裏有魚就去那裏,四海為家,長洲只是他們的補給點。但來到他這一代,上了岸,家人朋友都在長洲,這裏又是否吾鄉?他說,在台灣時對長洲有思鄉病,回來長洲後卻又思念台灣,到現在他兩邊不是人。「死喇,我到底是哪裏人?」

紀錄片《日泰小食》其中一條主線圍繞老闆阿丈,由他年輕時漁民生活,說到現在日泰的經營狀況,小店都會受城市發展的影響。

成長時期的安樂窩 既熟悉又陌生

脫節的除了長洲,還有成長時期的安樂窩——日泰小食。

十八歲前,他愛和朋友在另一家士多喝酒相聚,有一晚他們帶來一支烈酒,打算再買士多的汽水一併喝,卻被士多老闆沒收。那時日泰小食剛開業,朋友間有人是日泰小食老闆女兒的同事,於是接近凌晨,打了一通電話後,他們便轉到日泰喝酒。十多年間,Frankie在這裏認識了日泰的老闆阿丈和他的家人,一班朋友每周末在這裏喝酒、打牌、賭錢、抽箊、打邊爐,老闆不在時,便充當職員,開鋪、收錢、燒魷魚。外人看起來,這些生活似乎糜爛,但在粗口橫飛的相處中,他感到自在和信任,收獲了友情和關愛。「像一家人般,但沒有血緣關係的。」

十多年來,和阿丈喝酒聊天,他長大了,阿丈也變老了。Frankie說,他倆像朋友多於父子,「你唔會同你老豆講,你又飲酒呀,佢會行埋來用粗口鬧我,成日鬧交,但個種好粗俗對話,又會感受到關心。」

從台灣回來,他不再是那個年少輕狂的少年,老闆阿丈也快將七十,一頭黑髮變得銀白,同輩朋友有人結婚,有人生小孩子,只有他一人自由身,沒有固定工作、成家立室。以往每周末「劈酒」,他們可以連續喝兩天,喝至周一凌晨,用車仔送喝醉的人回家,睡三四小時再起床上班。現在他們相聚,一到晚上十二時,就有人喊離開,只有他挽留大家不要走。他以為事情都不會變,但原來不變的只有他的回憶。「身邊的人都長大了,進入人生另一階段,而我一直活在二十歲,對我來說,長洲都停留在二十歲。會自欺欺人,和以前一樣的呀,感覺可能是,但事實呈現不是這樣。」

六月初,他本來只計劃留港一星期,後來反修例運動爆發,他留下來紀錄這部分歷史,用作紀錄片其中一個單元。九月,他返回台灣閉關剪片,用半個月完成剪接,準備在十月放映。之後他便立即趕回香港,繼續拍攝。

小店、小島、小城 紀錄片探問身份認同

他在長洲和日泰小食拍下一堆素材,卻始終無法整理想說的故事,他打算放棄。「我剪不下去,我看不到有何特點。」直至去年,他帶台灣朋友來長洲遊玩,在日泰小食暢飲。朋友告訴他,覺得日泰很特別,希望他能繼續拍下去。

重整思緒,他決定從日泰小食的人事物,說長洲的歷史和變遷;又會從香港巨大變化,看小店和小島如何受洗禮,包括近月的反修例示威。他說,小店、小島、香港,所有事情都是環環相扣的。「年輕人都出外(參與示威),不會入來長洲玩,就會可能結業。日泰好像夢一樣的空間,開始受外來因素衝擊,其實就要想社會有著怎樣的變化。」同時,他想透過鏡頭,訴說對這個地方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詰問身分認同為何物。「自己的經歷,很迷失、很疑惑。我覺得很多人都會有這個未知狀態,那就拍出來一起討論。」

紀錄片最終取名為《日泰小食》,片花版本贏得台灣新北市2019年紀錄片優選,在得到製作費資助下,Frankie打算再拍攝兩年,十月將在台灣放映三十分鐘版本。同時間,他在台灣及香港也進行另外幾部紀錄片的拍攝,內容中心思想一樣圍繞歸屬感。那麼未來會是留在香港,還是長足台灣發展?他說不知道,「之後再算喇。」

家人朋友在長洲,伴侶事業在台灣,未來他想留在何方?他說,假如他日父母離世,日泰結業,可能台灣就是他的家。「可能以後會搵到答案,每個階段搵到答案都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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