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嶼山水口村成挖蜆熱點 村民二代回流望保育海灣、拍紀錄片
位於大嶼山南的水口村，鄰近挖蜆勝地水口灣，吸引不少市民周末到來遊玩。原來水口村並非只得挖蜆，還有反映昔農村生活的圍頭話山歌。網上雜誌《城市日記》（Urban Diary）與導演陳浩倫合作的紀錄片《水口婆婆的山歌》，在一名曾定居市區、近年回歸鄉村的原居民陳鳳明協助下，得以完成。她和同村族叔、經營士多的陳就榮，兩代人同樣為生計，曾經到城市發展。
水口小學校舍800呎只有一個老師
從大嶼山原居民的童年談起。她這代人的教育從每條村的村校開始。「水口村的小學就叫作水口小學，學校坐落於這條村其中一戶大姓：陳氏家祠。約800呎空間，分上下午班，初小上午班，高小下午班，老師只有一個，他教某一級時，另外兩個年級的學生便自修。但是我們小時候好頑皮，藉口去廁所偷跑。有時老師要打手板，我預先用薑擦熱手掌直至麻痺，就不怎麼怕痛。」
小六畢業後，她到大澳佛教筏可中學讀書。大嶼山原居民的青春期途中，往往到市區繼續中學或大專學業。因為大嶼山的村民只能在梅窩南約中學，及佛教筏可中學二擇其一，而且沒有大學。陳鳳明讀完預科，修讀兩年酒店管理，第一份工作是雜誌編輯，又做過副刊記者。90年代中雜誌社倒閉，她再進修，成為社工。
來到陳鳳明這代，大多數出去闖的村民定居市區，生兒育女。有些長輩為此也搬出市區湊孫，只留下祖屋，假日才回去。於是村校萎縮，陳就榮記得，1954年創辦的水口學校，在90年迎來最後一屆，只有一個畢業生。畢業禮後，學校正式停辦。
從聲音分辨農村和城市
農村不像現今城市人，對生育沒太多顧慮，陳鳳明是9兄弟姊姊中年紀最小的，她的兄弟都定居市區，1988年陳鳳明也就搬出去。聲音是比對兩種生活的最好方式。「住觀塘最初每晚失眠，因為街外太嘈雜，直到凌晨後才逐漸安靜。在水口村，晚上8時後就水盡鵝飛。說來也奇怪，後來偶爾回水口村住，反而會耳鳴。青馬大橋落成後，這份鄉村寧靜逐漸被打破。多年來，晚上照樣有貨車駛過。」
叔叔陳就榮57年出生，五兄弟中最小。他70年代搬到荃灣，80年做裁縫學徒，學做西裝。5年後他回歸水口村，繼承父親士多至今。「可能小時候通山跑，每日踢幾個小時足球，中學同學都說我膚色特別黑，跑步也比他們快。當學徒時，師傅曾稱讚鄉村出來的人較老實，又不怕蝕底。」
兩代水口村年青人到市區謀生。陳就榮說，年青時，村裏尚有中老年人支撐農耕生活。他們還會插秧種米，定期坐渡輪到中環，將菠蘿、米等農產送到西環食品批發市場。現時村內仍有數十幅農田種果樹、荔枝和木瓜，由老人家照顧。但幾十幅田以外，更大範圍的農田已經荒廢，變成牛群的棲息地。
大嶼山基建日多 村民搬回水口村打工
「有太老的村民，乾脆將田讓給其他村民，由他們一併打理。而果樹相當易種，不用每日下田，留意收成日期就好。沒有遊客到來的日子，很安靜的，老人家在村內走動，或去挖蜆，我就打理店面。不時見到外國住客所請的南亞傭工到東涌買菜，還有行山的外國人。」
新機場落成、青馬大橋、東涌新市鎮的出現，是村民回歸水口的誘因。陳就榮看見一些中年村民搬回來住，到機場打工如侍應、保安、酒店等。30歲以下的村民，大多是離開水口的村民的下一代，而他們喜歡自然環境，交通便利下決定搬回來，但他們的工作仍集中香港和九龍。
兩代人來不及繼承上一輩的山歌和耕作生活。陳鳳明認為：「以前大嶼山真的沒有年青人發展空間，尤其文職工作。村中的父母覺得，耕田其實逼於無奈。我記得他們種蔥，一斤只賺幾毫子，種幾多百斤才賺到幾十元收入？他們覺得年青人留在大嶼山，沒出息。」
今成挖蜆熱點 村民望保育海灣
留在自己家鄉反而沒出息。水口村的山歌大概也如同此理，年代遠去，上一輩不自覺埋沒自身的文化。
2016年初，香港大學環境生命科學學會研究水口村的生態，指出水口灣一帶超過180種生物棲息。除了泥灘底下的蜆，還有盧氏小樹蛙、存活地球4億8千萬年以上的「活化石」馬蹄蟹。
陳就榮經營的鳳凰士多，面向村外的嶼南道。「以前嶼南道單線行車，未拓寬的路段，是村民夜晚在樹下乘涼的好去處。父親讀過卜卜齋，經常在樹下為鄉里說故事。」他所指的位置，是現今大嶼山巴士的落客站。遊客每逢假日慕名而來，但水口灣挖蜆的風潮從何而起？
他說，數年前有雜誌記者來到士多，打探水口村有甚麼玩樂去處。他於是請婆婆帶記者到水口灣挖蜆，留下電話給記者查詢。原本是村民消遣，報道廣傳下，「每星期六幾百人入村，整個泥灘都是人。我開始擔心，因為蜆還未完全成長，隨時給他們挖出來。於是我在店門掛牌說明，蜆的品種和適合食用的大小。有人如果拿出太幼小的蜆要求我炒，我會向他說明，然後放回泥灘。」
至於賦閒在家的陳鳳明，愛好攝影。水口灣的蜆、蟹、蝴蝶和昆蟲是她鏡頭下的常客。野孩子長大成人回歸自然，她不希望水口村附近會成為住宅發展項目，「不知政府在大嶼山規劃上盤算甚麼，賺錢就一定。這裏是我們土生土長的所在，政府不可以發展為名，破壞我們世代居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