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在職媽媽打工兼顧家日睡4小時:覺得自己虧欠兒子

撰文:呂凝敏 莫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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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在職母親,節慶當前只求跨過難關不求快樂。有婦女同時照顧患精神分裂的丈夫及支持兒子升學,日睡4小時節省時間煮足3餐及返工養家不言苦,只盼兒子不會因家庭環境而自卑;亦有單親媽媽日做13至14小時,母親節如常開工,希望盡快還清因兒子升學而向朋友協商的借款;有媽媽在快餐店當兼職養活一家三口,惟全家染疫影響收入,只求疫情盡快過去,人人正常上班上學。有組織指基層婦女同時面對疫情、停課、放無薪假等多重打擊,「財政狀況仲差過攞綜援嘅家庭」,冀政府推動在職媽媽友善政策讓她們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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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患精神分裂 為照顧兒子及打工另租劏房

「囝囝(喺母親節)送過花請過我食晚飯,不過佢𠵱家唔喺香港,正日都係開工,做人唔好諗咁多,做得一日當一日啦。」現年63歲的雲姐,丈夫早年確診患上精神分裂,連日凌晨曾在家中不斷高聲唱歌及洗手,令白天開工的雲姐及上學中的兒子無法入眠,最終要搬出公屋單位另租劏房單位居住,「試過攰到企喺升降機瞓著唔記得出大堂。」

有朋友建議雲姐離婚自立,但雲姐坦言結婚20多年,不忍丈夫孤獨終老,「如果離咗婚,社工話佢有咩事我就無權管,如果送佢入院舍冇人理,我又唔捨得,咪繼續咁樣咯。」自此雲姐過着兼顧丈夫與兒子的「分居」生活,平時在家照顧兒子,待有空又回到舊居照顧丈夫,煮好3餐及為丈夫沖涼洗身,並且兼顧好工作,多年來做過茶餐廳送餐、街巿回收膠箱、街檔賣魚丸、街道清潔等不同工作,如今兒子完成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文憑後,又轉往內地就讀暨南大學華文書院,生活費及學費全靠她一人包辦,但她絲毫沒有半點怨言。「話佢唔乖又唔係,人哋有爸爸可以商量,但佢咁多年有爸爸等如冇爸爸,有啲嘢又唔方便同我講,反而覺得係自己虧欠咗佢。」

母親節當前,雲姐笑稱沒有什麼願望,只要兒子肯發訊息祝福一句已很心足,她去年底轉任通宵更街道清潔工,方便照顧丈夫。「我返晚12朝6,返去瞓到早上11點起身就煮畀佢食,𠵱幾年丈夫自理能力差咗,你前一晚煮定畀佢叫佢翻熱,第二日朝早返嚟啲餸又係原封不動,所以我點都要返去煮畀佢。」她拭淚後又笑一笑。「我堅強係男人唔得迫出嚟,唔係邊個想靠自己呀,就算你有幾條命,如果睇唔開就死咯。」多年來心底壓抑,只能寥寥數句輕輕帶過。

一家三口靠單親媽快餐店兼職維持生計

同時是在職人士的37歲馮小姐是一名單親媽媽,與6歲兒子及年邁母親同住深水埗一個劏房單位。她慨嘆第五波疫情對他們一家的生活有很大影響,由於無人幫助,馮小姐只好求母親3年前持雙程證來港協助照顧幼子,全家只靠她一人在快餐店兼職維持生計,即使已申請在職家庭津貼亦只能按二人家庭發放,非常吃力,「一星期放得一日無薪假,每個月返10至11個鐘,先有月入1.6萬。」馮小姐指停課期間,一家三口在劏房困獸鬥,其後她亦因染疫需停工,後來更發現全家中招,壓力甚大。馮小姐坦言因疫情反覆,母親節未敢外出吃飯,只希望疫情可以盡快過去,人人可正常上班上學,「基層生活本身已經唔係好,只係想努力做嘢儲定啲錢喺度。」

另一名獨力打工養家的是44歲的劉小姐,她與兩名分別就讀中學及在內地升讀大專的兒子,居於深水埗一個180呎的劏房單位內。劉小姐為了賺取足夠的生活費,每日在街市菜檔工作長達13至14小時,亦坦言不敢休息,「平時月入約1.8萬,但疫情影響好大,每個月少咗幾千蚊,仲要交六、七千蚊租,阿仔又要生活費,又要買防疫用品,好大負擔。」她坦言當長子到內地升學時,更需向朋友借貸解燃眉之急,「一個人搵錢,三個人使,真係儲唔到錢。」劉小姐表示,母親節當日亦會繼續回菜檔工作,亦不打算外出吃飯慶祝,「朝早6點返到夜晚7點,仲要上6層樓梯返屋企,其實已經好攰。」被問及今年的母親節願望,她透露是希望可盡快輪候到公屋,「每個月可以慳返幾千蚊租嘛!同埋希望政府關心下我哋𠵱啲基層啦,日日咁長工時真係好辛苦㗎!」

社協:政府應推動在職媽媽友善政策

社協幹事胡加沂表示,擔任家庭收入骨幹的在職婦女,為照顧子女只能打散工或選擇彈性工作,相比其他在職家庭,既缺少就業保障,遇上疫情後被逼放無薪病,甚至染疫停工半個月才能復工,收入大減,「佢哋先係手停口停,財政狀況仲差過攞綜援嘅家庭,所以母親節都想返工踩足咁多日,賺返之前少收人工。」她指在學校停實體課後,小孩全天候留在家中,政府資助托兒名額又長期爆滿,有婦女無奈辭工全職照顧小孩,「托兒資助服務一直唔夠位,好多媽媽選擇私人托管或辭職留家照顧,前者花去三分之一收入,再加三分一交租,基本生活有困難。」她促請政府推動在職媽媽友善政策,例如鼓勵企業容許在職婦女彈性上班,同時加大政府資助托管名額,釋放女性勞動力出外工作,讓她們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