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六四事件29周年 誰為青年肩住黑暗閘門?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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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29周年,世代之爭再次成為焦點,上一代人關心青年是否願意承傳歷史記憶,爭取平反六四,部分更口出怨言,認為年輕人背棄了應有的使命。在歷史中,香港多次偶然扮演推動內地改革的角色,曾是孫中山籌組革命的根據地,新中國成立後作為中共與外界接觸的窗口,文革前後不少內地人以逃往香港作為人生轉折點。這些「偶然」當然有其歷史和時代背景,香港的獨特環境讓人們普遍享有言論、集會自由,並成就了這個城市的特殊身份。從上一代人的角度看,他們期望下一代能實現未竟之志,誠可理解。事實上,根據近年學術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年輕人對平反六四的立場堅定。所以,批評他們「遺忘六四」,並不公允。

2017年維園六四晚會。(資料圖片)

今日青年的政治理念,與八九民運發生時的年輕人顯然不同,但是他們同樣面對積弊叢生的社會,期望藉社會運動宣洩不滿以及表達對時代的批判,渴望改變不公不義的現狀。上一代人在悼念學運、守護記憶時,有否體察今天年輕人的困境,在需要時扶他們一把?

魯迅曾經寫道,他願意為下一代「肩住黑暗的閘門」,讓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年輕人經歷數年的跌碰、抗爭後,已然沉寂下來,一些更要承擔沉重後果;但他們面對的社會問題仍然存在。上一代人會否願意為青年「肩住黑暗的閘門」,讓他們走向光明與幸福?

一項事實必須堅持,中共在六四事件上犯下重大錯誤。六四事件的背景複雜,當中涉及政治路線鬥爭、社會流氓的打砸搶、愛國學生的社會運動。1989年正值「蘇東巨變」,中共內部出現路線之爭。至於「打砸搶」、「學生運動」的性質判然有別,前者屬刑事罪行,理應譴責;但是,學生懷着感時憂國精神,以和平方式集會,不應與刑事罪犯混為一談。當時《人民日報》在「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動亂」,以至後來的專制打壓,無疑漠視了運動的複雜性,令一眾懷着赤誠之心的學生無辜犧牲。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理應為六四學運平反正名,對受害者及其家人作出道歉、賠償,承擔責任。

2017年維園六四晚會。(資料圖片)

六四紀念活動是港人與國家休戚與共的記認。六四事件距今29年,依然縈繞在一代人的心中,揮之不去。但是歷史事件從來不立一真,隨着世代更迭、時間砥礪,兩代人對於六四事件有不同理解實屬必然。近年來,六四傳承的問題掀起不少爭議,一些經歷六四的港人批評年輕世代遺忘歷史,不願背負爭取平反六四的責任。部分青年對六四的看法更與上一輩南轅北轍,尤其是佔中過後,大專學生會多由本土派控制,他們為突顯與傳統泛民之別,紛紛宣布不再參與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改為舉辦論壇或自行發起悼念活動,甚至妄言六四事件與港人無關,這只是部分人的膚淺與幼稚行徑。學生組織為了達到政治目的,意圖抹去香港在中國歷史中發揮的積極作用,絕非港人所能茍同。

新生代青年未遺忘六四

但是,大家為何認為這些學生會成員能夠代言年輕人?他們甚至能否代表大學生都存疑,將這一小撮人的偏激言論強加於一整代年輕人並不公平。近幾年,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組織看似獲年輕人支持;但經過一段日子沉澱,大部分年輕人意識到他們只是宣洩對社會的不滿,跟港獨意識形態根本搭不上關係,情況與早年一些人支持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激進泛民」組織相差無幾。隨着社會整體冷靜下來、復歸理性,早對昔日的政治表態有深刻反思。觀乎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去年發表的調查報告,在15至24歲受訪者中,支持港獨者佔14.8%,比起2016年的39.2%,大跌約24個百分點。隨着本土派領袖接連受審、入獄、被取消議員資格,乃至棄保潛逃,相信只會讓更多青年覺醒。

29年前,我協助逃亡出來的人,我跟他們只有一面之緣,當時見到他們的模樣是很徬徨無助、落魄,一無所有,自己覺得十分心酸。去年開始,考慮到我已70多歲,且可能入獄,於是便展開探訪之旅,其中一位探望的人是封從德,我見到他建立了事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充滿朝氣,我感到十分高興和安慰。-支聯會常委朱耀明。(張浩維攝)

其實,指摘年輕人遺忘歷史,不積極參與六四活動,與事實不符。首先,市民或年輕人是否遺忘六四,與多少人參與集會無關。在第二屆六四集會過後,參與人數就長時間在十萬以下,直至2009年起,參與人數才回升至十五萬人。當年人數增加主要是因為建制派及時任特首曾蔭權就六四事件的愚蠢言論,激起大眾情緒,加上青年社運逐步興起,也是六四集會參與人數增加的重要原因。觀乎港大民研的調查,2010年六四燭光晚會參與者當中,約54%為29歲或以下;2011年的六四集會,29歲或以下的參與者更佔58%,人數遠比其他年齡組別為高。可以說,六四集會實在有賴年輕人支持。

近年經歷連場社運,青年飽受挫折,對於集會、社運不再如往昔熱情,或許影響到六四參與人數。但觀乎2017年港大民意調查計劃的六四事件周年調查,18至29歲受訪者中,75%支持平反六四,比起30至49歲受訪者的58%,高出17個百分點,2016年的調查結果也與之相若。由此觀之,年輕人絕非遺忘六四,更表達了對六四傳承的責任。

但是,溝通從來都是雙向,上一代要求下一代承傳歷史記憶的同時,也應撫心自問,他們對年輕人的前途、困境有多關心。追本溯源,近年來的衝突實為社會結構性問題所致,樓價、學債、社會不公把青年壓得喘不過氣;他們走上抗爭之途,是為了社會、自身爭取更美好的前景。他們的抗爭手法、理念或許錯謬,如果問題的癥結未獲解決,社會矛盾只會以另一種形式再次出現,令更多年輕人犧牲。

 近日,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被判暴動、襲警罪成,即將為自己的愚行付出沉重代價。面對新一代的迷失、挫折,上一代人又有否對自己遺留給這一代人的社會問題承擔責任?誠如梁天琦的代表律師所言,「今時今日喺度發生嘅事,係我嘅generation,包括我在內,製造出嚟。」

1989年我就讀大學三年級,那段時間大學生非常關注內地社會發生的事情。六四事件發生後,我留意到學生除了關注內地的情況外,亦關注東歐發生的劇變,波蘭共產政權倒台,將雙方作比較,不少年輕一代因而投入到民主運動當中。-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陳家洛(羅君豪攝)

政府偏袒既得利益群體,以致勞工保障不足、樓價高企不下,上一代人有否領頭改變現況,並在「土地大辯論」中為青年發聲?還是因為已經「上岸」而將自己當作旁觀者?香港的優勢即將消弭殆盡,他們又可曾懊悔昔日未有帶領社會轉型、為下一代營造更美好的前景?可惜的是,像梁天琦代表律師有如此深刻反省者是極少數。

上一代應承擔社會責任

六四事件29周年,當日義憤填膺的青年已然步過不惑之年,往昔痛心疾首的中年則已年近古稀乃至耄耋。世代更替,對於今日年輕人來說,六四也許不再是最重要的歷史記憶;但這是客觀環境使然,並非新世代刻意遺忘,正如中生代對抗日、文革,乃至五四運動感到遙遠。

上一代人受到學運青年的理想主義感召,對於他們多舛的命途感到惋惜,於是聲援八九民運;事隔多年,當中部分人仍堅持為逝者昭雪、爭取平反,情實可嘉。

這一代香港年輕人,同樣面對迷失困惑、焦慮不安,需要扶持、支援,又有誰會為他們「肩住黑暗的閘門」,展現決心與意志,共同解決社會問題?這是中生代不能、也不應迴避的問題。

青年組織幹事何詩慧認為六四對民主意識興起有巨大影響,亦是香港民主運動發展啟發點。(梁鵬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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