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香港熬得過天災 也要避得過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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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好一壞兩則消息:好消息是香港連續21天沒有錄得本地感染個案,證明疫情平穩向好;壞消息是本地經濟急速轉差,首季GDP按年收縮8.9%,是1974年有記錄以來最差。許多中小企正掙扎求存,更多打工仔擔心飯碗不保。局勢如此嚴峻,大家都在問:「怎麼辦?」

疫情是天災,其發生絕非人力所能控制,但對疫情及其「外溢」進行管理,卻是人力可以控制的,處理不當就會變成人禍。對比尚未擺脫疫情的歐美多國,香港應對疫情的表現顯然十分出色,而這離不開社會齊心協力,各盡本份阻斷病毒傳播。此時此刻,具責任感的從政者和市民應當思考如何在鞏固抗疫成果之餘,同時採取實際措施避免經濟進一步下挫。可惜我們卻看到不少持份者反其道而行。這絕非熱愛這個家園的人所樂見!

擔憂人禍發生並非無的放矢,反修例運動引發的暴力破壞餘悸猶在,不論議會內外均出現「脫軌」現象。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因超過半年仍未選出正副主席而引發廣泛爭議,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首次公開炮轟主持會議的公民黨議員郭榮鏗玩忽職守,這是香港社會應該警醒的。郭榮鏗與其他泛民議員為了阻撓《國歌法》立法,利用主持內會選舉的機會肆意拉布,本就於理不合,「兩辦」高調發聲後,泛民本應臨崖勒馬,不要沉溺於無謂的政治操作,但事實證明他們仍然執迷不悟。

疫情下,飲食業界處於寒冬。(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隨着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終於援引外部法律意見為僵局尋找出路,立法會內會上周五(5月8日)連開兩場會議,結果引發肢體衝突,泛民亦一如所料,指控建制派「奪權」,又聲言對方本來有更直接方式─角逐連任的內會主席李慧琼退選─使選舉盡快進行。其實,只要郭榮鏗一早履行相關職責,事情根本不會演變至如斯局面。如今泛民一方面推卸自身無理阻撓選舉的責任,一方面要求他人放棄選舉權利,邏輯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長期以來,泛民被視為「和理非」的代表,許多選民都希望對方能夠理性論政,助香港帶來善治。然而,泛民近年多次錯估形勢,尤其在「港獨」極端勢力冒起後逐漸失去方寸,包括以默許「勇武」抗爭、會晤美國政客、阻撓《國歌法》通過等魯莽方式挑戰中央原則底線,結果引來後者強力反擊。可以說,議會逐漸步向「攬炒」,泛民難辭其咎。香港不應在政治對抗中蹉跎歲月,但如果本應被社會寄予厚望的民選政客只懂迎合民粹,執迷於抗爭帶來的「光環」,甚至盲目地助長暴力破壞,香港要建立高水平的議政文化只會遙遙無期。

與此同時,議會外的情況同樣令人擔憂。香港抗疫露出曙光之際,部份示威者在「五一」假期蠢蠢欲動,試圖捲土重來。和平表達意見固然是法律所容許的,只是去年的反修例風暴歷歷在目,激進抗爭者慣於隱藏在「和理非」背後伺機鬧事,使和平示威變質。上周五內會風波之後,當晚旺角再現堵路等激進行動,顯見躁動心態仍然瀰漫於社會,特別是年輕人身上。

上述擔憂是有根據的─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3月所做的調查,49%受訪者支持在疫情消退後以大規模群眾運動去爭取訴求,當中15至24歲受訪者有71%支持,25至39歲亦有63%人支持。隨着反修例運動一周年紀念將至,示威者的熱情可能升溫,和平示威有演變成騷亂的風險。若預判屬實,剛在疫情放緩後稍為喘息的香港勢必陷入萬劫不復的暴力怪圈當中,妨礙社會復元。

公民黨郭榮鏗拉布,致內會主席遲遲未有選出。(資料圖片)

和理非變相加持 勇武派有恃無恐

必須強調的是,反修例運動以來,「攬炒」思潮日益高漲,和平示威走向偏鋒,在在與「和理非」的「默許」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去年騷亂的暴力程度在香港歷史上十分罕見,但許多「和理非」居然拒絕與暴力割席,一些泛民政治人物甚至「諒解」年輕人「以自己的方式」抗爭,結果就是勇武派有恃無恐,即使火燒商店、投擲汽油彈,造成人命傷亡亦在所不惜。正義的運動不應是醜陋的,應該以講道理去勸服別人。騷亂不但無法把問題說清楚,反而會擾亂治安,製造更多問題,這與示威者希望香港變得更美好的初心背道而馳。

目前來看,雖然本地疫情趨緩,但其對經濟的負面效應還未完全浮現。事實上,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必然大受疫情打擊,航空業、旅遊業、飲食業更是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必定包括大量普通市民。如果這個時候重啟抗爭,經濟活動勢必難以恢復,試問有幾多打工仔會因此跌入經濟深淵?

勇武示威者要以香港整體福祉為念,不應在香港快將戰勝疫情這個「天災」後,以「人禍」把得來不易的抗疫戰果一筆勾銷,更不應把自己置於與警察的衝突之中,因為受傷的必然是自己。而對「和理非」來說,他們不應以為只是出來遊行,亦要警惕在當前的氣氛下,「和理非」遊行可能為激進者提供「掩護」,變相加持暴力。

我們不只一次呼籲各界人士應該思考如何攜手推動香港重新出發,而這離不開市民對這個家園是否有足夠承擔。打一個近期熱話作比喻:歐美多國疫情一發不可收拾,主因是民眾欠缺為他人着想的意識,拒絕嚴格執行居家令和戴口罩。相比之下,香港的抗疫表現遠勝紐約、倫敦、巴黎等大城市,尤其是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靠的是包括示威者在內的750萬名市民自律,為社會整體利益負責,否則,香港恐怕早已重演2003年「沙士」的悲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市民既然懂得為他人的健康負責,必然也明白「攬炒」會連累他人,也是不負責任的,因此必須堅決抵制這種極端想法。

2019年的示威活動中,在8月後旬至9月起變得激烈,黑衣示威者投擲汽油彈幾乎每星期都出現。(資料圖片)

亡羊補牢未晚也 休養生息再出發

各界可以做的有很多。短期而言,我們要讓沉寂多時的經濟活動盡快恢復,那就必須向有死灰復燃迹象的「勇武」抗爭說不;長期而言,社會必須鞏固當前得來不易的平和局面,並敦促政府正視一連串過往備受忽視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包括就地產霸權下租金壓力不利中小企經營、打工仔面對「無薪假」變相剝削等問題,推行具針對性的改革。如果任由騷亂捲土重來,必會導致社會經濟問題再次被政治鬥爭掩蓋,最終令改革失卻良機,致使深層次結構矛盾繼續累積。

香港在飽受反修例運動和疫情雙重打擊後早已「衰到貼地」。稍有良心的人都明白應該搶救,而非落井下石。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只要認清形勢,我們的家園並非沒有將來。較早前建制派成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許多市民覺得「好膠」,認定只是蠱惑人心的統戰伎倆,但大聯盟所帶出的信息,包括捍衛「一國兩制」、拒絕「攬炒」,都是有積極作用的。

建制派成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帶出積極的信息。(資料圖片)

如何把雙重打擊變成香港重新起步的契機,是所有市民應該深思的。議會無理拉布、街頭暴力,以及為暴力搖旗吶喊不是對社會整體利益負責任的行為,反而會令情緒與躁動繼續發酵,令部份誤入歧途的人以為「攬炒」真的可以令香港得救。真正負責任的態度,在於竭力鞏固得來不易的抗疫成果,並在這個基礎上助香港恢復元氣,從而為社會推動全方位改革創造有利環境。只有這樣,我們才可向深層次結構矛盾宣戰,為香港重新發展創造有利空間,而這不僅關乎解決社會經濟的迫切問題,也關乎為香港政治運作「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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