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評.幻術】挑戰政治禁忌 台灣電影新嘗試(上)

撰文:外部來稿(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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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個多月,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在華人社群中熱播,加上近期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多項肯定的《淪落人》、《翠絲》,證明了記錄真實社會、貼近社會脈絡的影視作品,在兩岸三地不僅享有口碑,也一樣能創造商業價值,並在社會掀起討論。
對此,《香港01》從政治、社會寫實劇、紀錄片等面向探究以現實社會為題材的作品,看兩岸三地影視產業工作者如何將社會元素帶入作品中,又如何將作品帶出給社會。
於2019年5月3日在台上映的《幻術》,無限逼近禁忌地挑戰近代政治題材,首周票房衝上第四名,或許可以為台灣乃至兩岸三地電影類型,開創一片新的願景。

《幻術》從李登輝開始回溯台灣這50年來的政治發展,包括了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民選總統、台灣省的存廢到民選總統,最後延伸到319這天的驚天槍聲,讓觀眾能夠用不同的角度思考319的面相。(官方Facebook)

號稱集15年調查研究之大成、台灣第一部以「真名」演出現代政治人物的電影──《幻術》,將2004年轟動台灣朝野社會的「319槍擊案」搬上電影院,讓台灣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前副總統連戰與前省長宋楚瑜等人物在大銀幕粉墨登場!

究竟,《幻術》將會是台灣電影的里程碑,又或著成為「台灣果然拍不了政治電影」的最新腳註?

既然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快餐教父」蘇敬軾
《幻術》是第一部植入真名真姓的台灣電影,這樣的創舉在過去是無法看到的,這個做法不只反映了團隊想要了解、還原事件的決心,也只有在這樣開放、願意溝通的社會風氣下,才能有這樣實驗性的作品出現。(官方Facebook)

曾任美國飲食巨企百勝餐飲集團(Yum! Brands Inc)董事會副主席的蘇敬軾,在記者會上表示,拍攝一部台灣政治電影一直是他的夢想,因為「台灣明明這麼熱衷政治,卻沒有一部政治電影,太奇怪了!」

直到蘇敬軾2015年退休、2016年陸續卸下公司職位後,才真正有時間投入夢想。

既然要做,就要做最好的:「319槍擊案」因此成為首選。

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前夕,正在台南與搭檔呂秀蓮掃街的前台灣總統陳水扁,在車隊之上遭到槍擊,震驚社會,一時人心浮動。當然,也集結了民進黨支持者焦慮的內心。

隔日的投票大選結果出來,陳水扁、呂秀蓮搭檔擊敗了在民調中保持領先的連戰、宋楚瑜搭檔,不但成功連任,也逼得連宋提出「選舉無效之訴」,甚至也是陳水扁執政後期「紅衫軍事件」的遠因之一,影響台灣社會深遠。(編按:紅衫軍事件,指涉台灣社會「反扁」勢力的一系列行動。)

當時,許多人質疑陳水扁「造假」槍擊事件以贏得總統大選,但根據美籍華裔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以及三名美國刑事和彈道專家的報告,均確認陳水扁身上槍傷是「真」且是「新傷」,並極大可能是遠距離射擊。

竇智孔在劇中飾演宋楚瑜。(費思兔文化娛樂)

其中一名專家在當時的記者會現場,因不斷受台灣記者追問,幾乎動氣道:「我不認為有人會愚蠢到請人在自己肚子上打一槍。」排除自導自演的可能性。

同時間,警方最後也認定是台南居民陳義雄一人所為。然而,陳義雄卻在犯案後「溺斃」,且有許多證人在日後翻供,因此引起不小的質疑聲浪。

而台灣電影《幻術》所要呈現的,正是隱藏在大量法院報告、警方報告、鑑識報告(全文已在網絡公開)後面的「動機」與「過程」。

悲情的台灣、悲情的政治,《悲情城市》

長期以來,台灣對於描寫政治題材的影視作品就不多,商業片更是鳳毛麟角。其中最知名的,便是侯孝賢導演在1989年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拍攝的《悲情城市》。

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7日,台灣政府查緝私菸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死傷。次(28)日,有些民眾上街抗議,後演變大規模反抗政府與攻佔官署的行動,而國民黨政府眼見台灣社會失去掌控,便派遣軍隊大規模鎮壓。
台灣歷史事件
1989年,梁朝偉與台灣電影大師侯孝賢合作《悲情城市》。(截取網絡)

值得關注的是,1989年,距離台灣本島「解嚴」才兩年(金門、馬祖甚至尚未解嚴),解除報禁才一年,而黨禁則是當年才解除,甚至專門用來鎮壓異己的《懲治叛亂條例》、《刑法一百條》等也都仍然健在,可以說台灣尚未實質脫離高壓獨裁統治。

面對如此困局,製片商與導演巧妙施展了「幻術」。

《悲情城市》在台灣上映前,先行參與意大利威尼斯影展,並榮獲最佳影片「金獅獎」,透過這類的造勢與宣傳,刻意淡化影片內容的政治元素,加上導演侯孝賢曾說:「為了政治來看電影太無聊了!」。這一切,可說是為了成功突圍,煞費苦心。

《超級大國民》劇情描寫「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經歷,側寫出時代的背景。(台灣電影中心)

《超級大國民》聚焦白色恐怖

另外,還有部題材更為敏感、1995年台灣上映,以「白色恐怖」受難者為故事軸線的電影──《超級大國民》。

儘管當時的台灣朝野社會,已從專制政權走出,雖說逐漸開放,但仍未經首次總統直選(1996年),也就是人民未能直接投票選出總統,還稱不上是一個西式民主政治體制的社會,甚至在同一年,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也才首次公開為「二二八事件」道歉。

因此,聚焦於「二二八事件」以後、「白色恐怖時期」的電影《超級大國民》要在台灣上映,仍然相當被人注目。畢竟,「自我審查」的習慣還沒那麼容易就淡化。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指國民黨政府藉由特別刑法充當整肅異己的工具,在台灣各地濫捕、濫殺、刑求毆打及沒收財產,造成大量的冤死、冤獄、傷殘。
台灣歷史事件
香港電影《黑金》 揭露台灣1990年代波譎雲詭的民主亂象。(截取網絡)

台灣政治「成」了香港電影

不過,上述兩部片的主角與劇情都是描寫「受政治影響的社會民眾」,並不是「影響政治的頭面人物」。如要說到實際描寫台灣政治人物與政治運作的劇情,反而要去到香港去找尋。

1997年,由香港導演麥當傑製作的電影《黑金》,更產生了著名台詞:「一個工程十億先拿走五億,接下來發包兩轉三轉四五六七八轉,再追加三五億預算,起碼拿掉七億!」

同樣以319槍擊案為背景,但卻由香港片商搶先拍攝。(截取網絡)

一語道破影射台灣1990年代地方政壇、工程業者、黑道等各方勢力錯綜複雜的纏繞關係,甚至差點在台灣被禁演,改名《情義之西西里島》方能成功上映。

而同樣以319槍擊案為背景的香港電影《彈道》,在台灣拍攝與宣傳時都異常低調,在台灣上映時也同樣被改名為《江湖情》,還強調本片情節如有雷同,純屬虛構。

也就是說,即便台灣已然是個西方式的民主社會,但對於政治性質的電影仍有所保留及「自我審查」的風氣,否則台灣政治場域發生這麼多的「遊戲手法」題材,不至於都成了其他製片商的素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