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從海禁到再開港 一探明代海上絲路變遷

撰文:林君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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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入圍中國2019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南海一號」南宋古沉船,不僅見證30年來水下考古的發展,亦是宋代海上絲綢之路一塊重要的拼圖。
由於「南海一號」船上載有大量的瓷器、金銀器等文物,讓人們能依此想象宋代時期海上絲路貿易的繁華。這一條海上絲路,雖被元、明兩代接續經營,但敗象已現。

原因無他,明太祖朱元璋為遏制東南沿海的倭寇騷擾,針對商民下令實施海禁政策,禁止民眾赴海外經商,也限制外國商人到中國進行貿易,僅開放官方渠道進行朝貢貿易。不過到了明成祖即位後,為了鼓勵海外諸國入明朝貢, 於永樂三年不惜耗費巨資派遣鄭和「下西洋」,使宋元時期以來僅侷限於東南亞、印度洋沿岸、波斯灣、阿拉伯海一帶的海上絲路,發展到非洲東海岸。

明代雖實施海禁政策,但明成祖為鼓勵海外諸國入明朝貢,特別派遣鄭和「下西洋」。圖為位於馬來西亞馬六甲市的鄭和像。(資料圖片)

鄭和率領船隊一路從東南亞行經南亞、中東到達東非,這一行動比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家還早了快一個世紀。而這一切要歸功於從宋代開始逐漸發展成熟的造船技術,到了明初時,可說已達到造船業發展的巔峰。根據史料記載與考古發現,明初時造船工場分布之廣、規模之大、配套之全均是歷史上空前的,成書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的《東西洋考》記載:「舟大者,廣可三丈五、六尺,長十餘丈;小者,廣二丈,長約七、八丈」,明代一丈為十尺,一尺約今32厘米,故大船的寬有11米、長超過32米;小船的寬有6米、長達22米至25米,見當時遠洋船隻有多大。

而製造鄭和乘坐「寶船」的南京龍江船場,還有淮南清江船場(今江蘇省淮安市)、山東北清河船場等造船廠的規模,也遠遠超過宋元時期。且明代的造船業,已有專業化分工的傾向,如專門製作帆篷、繩索、鐵釘等船體零部件的工廠,造船廠內還有堆放木材、桐漆、麻類等原料的倉庫。可見當時的造船材料與船隻的驗收、修造和交付等都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

但在鄭和完成使命後,明代的海上貿易便完全停擺,在這段海禁時嚴時松的期間裏,東亞海域的海上貿易形勢發生變化,東來的歐洲人們為販運中國的生絲和絲織品,展開了激烈的商業競爭、在亞洲設點經營航線。直到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宣布部分解除海禁,開放福建省漳州月港的一處口岸予民眾後,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終於合法,讓沿海貿易迅速復興,但此時的海上貿易早已不再是中國人所能主導的。

推行海禁政策多年,明廷終於意識到倭寇之亂屢打不絕的現實,而決定開放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圖為明穆宗畫像。(資料圖片)

雖然明廷開放民間海外貿易,不過仍對日本實行海禁政策,禁止中國商船與之貿易。在澳門設有據點的葡萄牙人,在當時幾乎壟斷了中國生絲與絲織品的貿易,隨後來到的西班牙人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佔據菲律賓後,為維持在菲律賓及南美洲的殖民統治,開闢了一條從菲律賓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爾科(Acapulco,位於太平洋沿岸的港口)的「大帆船貿易航線」,把墨西哥出產的白銀載運到馬尼拉,以換取中國生絲和絲織品。

於是,大量滿載絲綢與瓷器的中國商船湧向馬尼拉,經「大帆船貿易航線」橫越太平洋抵達美洲,經由陸路到達墨西哥城後再從墨西哥灣出發,穿過大西洋到達歐洲各地,此時的海上絲路,再次發生變化。從宋元以來的向西行,轉而從菲律賓一路向東航行穿過太平洋抵達美洲。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建立司令部的荷蘭人,於天啟四年(1624)被明軍逐出澎湖島後,則改為佔據台灣南部,建立基地—熱蘭遮城(Zeelandia,位於今台南市安平區),以此作為據點。因此,台灣遂成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轉運地,荷蘭人除了與明朝通商外,還將絲織品轉賣到日本、東南亞與歐洲各地。

明穆宗實行的「隆慶開關」 僅開放單一港口、有限度地開放海運,不過在西方對於中國絲綢瓷器大量的需求下,仍形成活絡的國際貿易航線,讓海上絲綢之路在空間上獲得進一步發展、多條新航線被陸續開闢,讓中國進入到逐漸形成的世界貿易體系之中,但在明清兩代基於海防的海禁政策下,也使中國在海上貿易處於被動位置。原本遨遊在蔚藍大海的中國人,就在歐洲海權國家一日千里地發展海上貿易時,終落後於世界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