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減法 訪問貝拉塔爾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當代匈牙利形式實驗電影導演貝拉塔爾(Béla Tarr)來到香港,離港前,記者與他短談。訪談後,他頗為疲累,手腳顫抖。留下一個擁抱、一個永別的眼神後,他神情肅穆地說:「我有約。」便步進酒店對街、河內道一家昏暗的小酒吧內,在吧枱前獨酌。尖沙嘴夜夜笙歌,很多不同種族、背景;為生活磨蹭、渴求一夜解脫的人來買醉:那些貝拉塔爾畢生真正願意接近、拍攝、活在一起的人。

攝影:羅君豪

這位在世碩果僅存的電影大師,已不再拍電影了。本來說自己從不喜歡放假,到後來話鋒一轉,就言不知多想退休,靜看生活起伏。

電影拍到無話可說就不拍,然後希望連工作也可減去,只餘一雙眼睛。

末日

很多人說,「看見」是影像工作者的根本,但貝拉塔爾的演繹是,在生命的最後,「看見」是放下。他看見世界,憤怒而無差別。

「你打開電視電腦,便知當今世界如此恐怖。少數人掌握所有東西,大部分人一無所有。所有權力,金錢。我能說這好或不好嗎?如地獄般的噩夢。」貝拉塔爾恨恨地道。「我從來都是悲觀的人。從不相信世界會變好,而總是會差下去。不過我們現在確實已在懸崖邊緣,史無前例的最差時刻。」

當人人都大談貝拉塔爾所有作品的悲傷,他卻說:只有《都靈老馬》不是喜劇的作品,其餘都是喜劇。

《都靈老馬》中,馬伕、女兒和一頭馬在漠漠大地上生活。世界隨着老馬拒食邁向死亡、吉卜賽人拿走水源、呼嘯、阻撓馬伕和女兒逃離小屋的狂風,鄰人見證着步向毁滅的世界,賴以生活的燭光都熄滅掉:整家影院漆黑一片足足有一分鐘吧。「末日」在戲院上演。毁滅已不純粹是一種恐慌,而嵌進了實在、日常的勞動。我們眼睜睜迎來了戲院和現實的黑暗。也因此,他覺得話在這裏便說完了,便得戞然而止。

貝拉塔爾作品《都靈老馬》。

關係

在貝拉塔爾作品中,每人都在跟前,主角、配角、任何人物也在。就如影響他極深的中世紀畫家Pieter Bruegel的作品中,地獄與人間都是整全而龐大的,由所有人與世界一事一物組成,從不為高高在上的少數人而忽略寂寂無聞的大多數。

「在我的作品裏,每個東西都是十分具體的。我只能拍攝具體的東西。在現實生活裏,如果你是作家,你可寫20頁關於這膠樽。你會有很多這膠樽的形象(描寫)。但我只能客觀拍下這個爛鬼膠樽。現在你明白我的工作吧:我們有這個膠樽,我要思考如何把它(和其他東西)連繫起來,構成一些有意義的關係。這就是我的工作。」

「大家都認為你能夠把握真實。但你也強調電影的虛構性。你會如何形容作品裏的虛構性與真實的關係?」我問。

「或者我們可以說,每件事都是虛構的。單是我們接收這件事便是虛構出來的。因為我在每事每物之中,都見到虛構性。這是一種重塑的過程。我和你分享的是來自我的視點,我的眼光。當然,如果每事都是虛構的,這是因為這只關於你和我(在一場對話中)。」他說: 「一旦有鏡頭存在,鏡頭就成為了第三者,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二人和三人是如此不同。即是說,我們創作了虛構的作品(如小說),因為我們之間是不同的,建基於我們彼此之不同。」

他的電影始終就只是捕捉客觀場面,主觀部分不會直接「拍」出來,而是透過「關係」去演繹。其極長鏡頭—貨櫃車身的坑紋、每個人物扭曲的臉部肌肉、旁觀狀態。各種事物與人的,低調的「關係」,緩緩織結,起伏又沉着。

「你對關係很着迷?」我問。

「當然,因為這是我們看待事物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貝拉塔爾答。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嗎?請購買今期《香港01》周報,或點擊此處:成為我們的訂戶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