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靈的寫托邦】首度挑戰長篇小說 不甘於一種片面的本土寫作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寫作是一場自虐過程,特別是趕及死線又難以動筆之時,心力交瘁,動彈不得。面對長篇小說創作,一寫數年,作家要全神貫注,幾乎與周邊的事物和人隔絕,當中的焦躁不安、挫折孤獨,確非外人所理解,甚至說出其中辛酸也只能自傷自憐。寫作並非旁人眼中的體力勞動,但同樣會佔領寫作人的身體和時間,猶如一場耐力賽。因《蘿莉塔》(Lolita)而聲名大噪的大作家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形容寫作對他而言是沮喪和興奮、折磨與娛樂的混合,想到香港作家潘國靈經歷5年有多才完成的首部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更覺此言不虛……

攝影:林振東

場地提供:水煮魚文化

對於從事寫作20年的潘國靈來說,長篇小說創作是另一個開始。

虛與實 沙城與寫托邦

在《寫托邦與消失咒》其中一章,潘國靈以劇場方式,將一個個人物帶到觀眾眼前,劇場導演譚孔文將小說化為現實,請來3位年輕演員,以讀劇形式展示書中情節。

那麼,為何還要寫作?

潘國靈就說「寫作」是眾人之事。「特別在香港,視寫作為無用之事,創作從不受禮遇。但我想,同樣生活於城市裏的小說家,所面對的問題會反映在小說裏,也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甚至可代入其中的問題。」

潘國靈書寫超過20年,著作等身,左手寫短篇中篇小說,右手寫文化電影城市評論,新作《寫托邦與消失咒》是他首次挑戰長篇小說形式。「過去多年,我寫了大約60多篇短中篇小說,這本長篇小說可視為對過往的創作來一次整合。」潘國靈在書中建構出兩個世界,其一是女主角悠悠居住的名為沙城的「華麗安居」;其二是她為了找尋失蹤作家男友,進入一處名為寫作療養院的地方。不過,作家失蹤的理由聽起來也相當荒唐,只因為他要寫一本有關「消失」之書。

書中的沙城固然是香港的化身,一個象徵過度資本主義、物欲橫流的居所,而寫托邦內的寫作療養院,更是作家心中寫作境地的理想想像,或許更可視為一種理想的社會環境,內裏不分階層、沒有鬥爭,每一個作家為求達成自己理想的書寫狀態而努力,不論是新手還是老手,在「刻寫板屋」借抄書來學習文體,還是「消失角色收容所」裏收容了被作家丟棄的角色。而象徵現實環境的沙城,亦有保持文學忠誠的死魂靈出版社,沙城和寫托邦兩個世界更互相影響。悠悠作為書中唯一穿越兩界的人,在旅程中遇上一個個因寫作而被困在療養院內的書寫者;她為了理解男友的經歷,也執筆書寫。

「由實到虛,這本書結合了幾種不同寫作方法,沙城部分較為寫實,城中不時會遇上沙塵暴,敍述上用到日記體、長篇敍事等形式;寫托邦寓言色彩濃厚,較為虛幻,每個房間和地方都具有象徵性。能夠在一本書裏嘗試多種技巧,其實也很滿足。」由是故,想到美國小說家加洛克(Jack Kerouac)其中一段創作往事,大概是每個創作者也曾夢寐以求的經歷。Jack以短短兩星期時間,將醞釀7年的《在路上》不眠不休地打出來,時以咖啡提神,寫作過程已如一場神話。寫作時的狂喜、不安和困擾,為一段句子耗盡心思,成品本身或已不重要,這過程令人發現更多不可知的情況。

新作可說是集合了潘國靈過往的寫作題目,包括病文學、城市學、文學傳承等題目。

文學傳承 本土文學不止本土

潘國靈為《寫托邦與消失咒》寫下的筆記。

初讀《寫托邦與消失咒》,難免被書中一大段一大段引用其他作家的文句、自創的新詞所迷惑,猶如走入迷宮。潘國靈新作的後設形式,讀起來亦難免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因為他引用的文本繁多,往往已經表露出作者的意圖和想法,其軌迹可追溯至其過往的創作,如死魂靈出版社早在舊作《靜人活物》現身;病與文學之間的的關係更是潘氏的寫作命題,文本引用伸展至電影時,又怎能忘記他對高達、艾慕杜華和電影《去年在馬倫巴》的熱愛?

「所以這本書,也對讀者有相應要求。」潘國靈坦承。而喜愛文學的讀者,不免也為此感到雀躍興奮,在文本中隱約感到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羅蘭巴特、杜哈絲的氣色—這些作家都是潘國靈一向所推崇的,甚至可以理解為他的創作養分。難道潘國靈有如班雅明的野心,要寫出一本通篇只用引文的書本?「《寫托邦與消失咒》其中一個關心的問題是文學傳承,與其他華文作家比較,香港小說家的寫作表現方式往往借鑑外國文學,好像西西的寫作養分就來自拉丁美洲文學。早年的文學啟蒙來自於卡繆的《異鄉人》,令我從宗教的疑問轉入到存在哲學上;而往後的寫作形式也受到外國作家影響,如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的結構主義,當然也受到本土文學所影響吧,但這是後來的事。」

我所談到的文學傳承,甚至像武功將各家門派精髓汲取其中,在這層面上,只要是好的,又怎會介意其出處?所以我並非要放棄本土寫作,所謂本土文學,也並非只限於本土的想像,而是深入文學世界,而這個世界其實很大。

潘國靈不甘於「本土」只限於「香港」一詞,更不甘於一種片面的本土寫作,而是不介意吸收不同國度的影響,轉化出本土的意義。假若將這種本土的想像,伸展至現實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上,當我們大談本土的重要,甚至要升格至「獨立」、「自決」等問題上,不禁反思會否只限於追求政治的合法性上?這種獨立和獨特性的追求,可能要更具視野,有時候甚至要回到自身上。「我所談到的文學傳承,甚至像武功將各家門派精髓汲取其中,在這層面上,只要是好的,又怎會介意其出處?所以我並非要放棄本土寫作,所謂本土文學,也並非只限於本土的想像,而是深入文學世界,而這個世界其實很大。」

香港作家的焦慮 非寫不可的理由

潘國靈著作多樣,從詩、散文,到短篇小說等寫作也有。潘國靈為《寫托邦與消失咒》寫下的筆記。

「也可能從事寫作,就是不滿於現行的世界,這是一種與世界的對抗也說不定,因此有創作另一個世界的需要。」不單止潘國靈的作品,閱讀其他香港作家時,如同一代的董啟章、陳智德,以至下一代的韓麗珠、鄧小樺等人,在文字裏也感到一種對於「寫作」的焦慮,恍似每一次的寫作、每本書的出版,也要問對於這個地方帶來了什麼意義。

作家不能以寫作維生似是舊話,香港好像沒有可能發展出如日美那樣具商業的、成熟的文學生態。假設要劃分各種文學類型、評論的話,這一切在香港根本就不成氣候。「但正是這種生態,也反過來令寫作變得更純粹,能夠堅持下來書寫的作家,應該有非寫不可的理由。」文學在這城常視為無用之事,文學書出版也少有進入大眾視野,但文字從來都具有不一樣的威力。我常幻想,如雨傘運動前人人拿着董啟章的《學習年代》,與書中人物一樣仔細閱讀那十二著作(由漢娜鄂蘭的政治哲學書《人的條件》到大江健三郎的長篇小說《燃燒的綠樹》),有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啟發。當重看潘國靈10年前的《城市學》系列時,其中文章也早已指出在資本主義當道社會裏,種種如疾病一樣問題,正是我們現今在探索城市空間、流行文化和本土議題上所觸及到的。潘國靈說:「未必是預言,只是文學人比一般人更早發現一些已存在的問題,小說家和城市的步調不一致,但小說家和城市生活也保持了一個相對的張力。」特以此書,重新審視這些問題。

潘國靈

小說家、文化評論人兼任大學講師,著有小說集《存在之難》、《親密距離》、《失落園》、《病忘書》、《傷城記》等;散文及詩集《七個封印》、《無有紀年》、《靈魂獨舞》等,以及城市論集包括《第三個紐約》、《城市學》等。曾獲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香港文學雙年獎小說推薦獎、香港書獎等,2011年獲香港藝發局頒發「年度最佳藝術家獎(文學藝術)」。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嗎?請購買今期《香港01》周報,或點擊此處:成為我們的訂戶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