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秦記》背後華夏統一歷史 秦始皇普世統治為何引來貴族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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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編按】本文節錄自劉仲敬《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中〈暴秦與歷史的終結〉一節。作者認為華夏文明的演變,乃是一種每況愈下的變化;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再歷經魏晉隋唐、兩宋明清,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一個趨勢,即構成社;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再歷經魏晉隋唐、兩宋明清,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一個趨勢,即構成社會的中堅團體──國人、宗族等等,隨著一次次的社會清洗而逐漸消滅;進入近代之後,華夏社會已經變成「原子化的個人」組成的鬆散群體,無力抵抗外來秩序的控制與統合。

作者指出秦始皇的統一有如當代人所說「歷史的終結」,帶來了有別於戰國時代小邦林立的普世統治。歷史終結不是指事件的終結,而是說世界憲制已經確定,今後不再有原則性爭議,只剩下人事和技術性糾紛。秦統一瓦解了先秦社會的中堅團體,而秦末反楚的項羽和田橫,便是尚存貴族封建制和愛國主義種子的齊楚二國後人,對秦統一帶來的普世統治的反撲。

暴秦與歷史的終結

早在商鞅變法以前,秦人的組織資源就比東方各邦、尤其是楚國弱得多。這是變法得以徹底實施,復辟幾乎沒有影響制度的主要原因。結果,秦國後期的政策幾乎就是國君、外戚和客卿的政策。國人作為階級已經蕩然無存,宮廷和宦官的重要性反證了貴族的沒落。嫪毐和趙高如果出現在後世的吏治國家,毫不足奇;發生在戰國群雄之世,就體現了超越時代的先進性。宮廷奴僕壓倒外朝大臣,就是腐敗從果核蔓延到果皮的徵兆。依據東方專制主義的歷史時間表,宦官─后妃政治出現與蠻族入侵的時間差不超過三代人。

秦始皇的征服是秦人最後的機會,大概也是華夏世界走向大一統路徑的最後機會。秦楚戰爭的餘波未定,匈奴的入侵就已經全線展開。朔方戰爭和長城建設必須依靠賤民和犯人,而非周禮社會的貴族騎士或商鞅體制的耕戰良民。這是軍國主義已成強弩之末,吏治國家暴露疲軟常態的最初證據。前者是封建解體的積累釋放,後者是解體產生的散沙社會自然狀態。下一步就是章邯的囚犯大軍落入項羽的江東子弟之手,彷彿封建主義對其謀殺者的臨終復仇。

電影《尋秦記》劇照。

秦始皇非常清楚,關中良家子弟無力承擔世界帝國的重負。他也清楚,散沙社會是吏治國家的天然需要。他天才地預見到:理想社會需要解除良民的武裝,從而造就順民的穩定基礎。賤民軍隊沒有武德和社會性感情,因此帝國早晚會失去戰鬥力。拓殖蠻荒的時代將會隨著帝國的鞏固而結束,蠻夷入侵的時代隨之而來。長城是未雨綢繆的妙算,在自己戰鬥力最強的時期,以最有利的條件劃定永久的邊疆。

不幸的是,他犯下了天才人物最難避免的錯誤。他們愈善於把握未來的趨勢,就愈容易高估發展的速度,妄想在自己生前畢其功於一役。「孤秦」設計的美麗新世界需要一千多年的時間,經過多次「進三步退兩步」的波折,才能在「陋宋」(鄙陋的宋朝)手中實現。那時,順民和良民已經變成同義詞。他們久已遺忘武器、榮譽和自由的涵義,反而覺得仁政理應保證他們免除軍事負擔,名將的任務跟保姆沒有區別。秦始皇沒有耐心將他的計畫留給二世和萬世分解執行,結果大大超出了社會演化的允許範圍,一手鑄成了激烈反動不可避免的局勢。

秦始皇的死亡非常及時,差不多就是長平時代的老輩良民─戰士凋零殆盡的同時。只有這些人才會像項羽的賓客忠於楚國一樣,僅僅忠於秦國。賤民─流犯的普世軍隊除了自己的前途和待遇以外,沒有什麼特定的效忠傾向。普世帝國存在的前提就是秦國的滅亡,這一點他已經做到。他斷定東方各邦同樣已經滅亡,卻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錯誤。燕趙同樣屬於軍國主義模式,國力繫於郡縣制開拓的殖民地。顧炎武正確地指出:楚漢之際,北方各邦的政權都是沒有根基的冒險家建立的。他們的復國主義有名無實,其中必有原因。他們都消滅了自己的公族和貴族,實現了汲取和動員的最大化。因此,封建制度保護的凝結核已經不復存在。馬基雅維利的卓見應驗了。這種「土耳其式」的國家只有一個頭顱。中樞一旦滅亡,就不再有復國的種子。

徐悲鴻《田橫五百士》(Wikimedia Commons)

然而,齊人和楚人尚未滅亡。他們以略加修飾的形式,保存了貴族封建制和愛國主義的種子。這種「歐洲式」的國家猶如諸峰林立的山地,沒有一個可以斬除的統治中心。項羽是那些射殺吳起的貴族留給祖國的最寶貴遺產,正如田橫是五都卿士留給祖國的最寶貴遺產。齊楚的種子並不繫於王室或國家,社會仍有自發組織的資源。惟其如此,才能產生「田橫五百士」和「江東八千子弟」。他們在鉅鹿和濉水踐踏烏合群眾的大軍,應驗了「一頭狼從不在乎對方有多少羊」的諺語。他們為榮譽和愛國主義而戰,對普世軍隊將領求之不得的「大者王小者侯」不屑一顧。

普世主義需要超越地方性歷史記憶的合法性源泉,因此秦朝的憲法原則不同於秦國。關東豪傑極度憎惡「以吏為師」的暴政,因此不願公正對待始皇帝謀求超越性統治的努力。秦國的耕戰體制建立在國家與小家庭瓜分大家族遺產的基礎上,根本不想推行儒家的大家族倫理準則。商君憎惡孝順公婆、兄弟共財和寡婦守節,因為孝悌和婦道不利於分家和立家,妨礙了生產和財富的最大化。始皇卻將婦德和孝道列為自己的主要政績,刻在石碑上。他之所以能夠焚書坑儒,就是因為此前已經招徠了大批東方儒生和陰陽家的緣故。他的皇帝神學和水德理論顯然來自想像力豐富的齊人,一味現實的文法吏沒有這方面的能力。

皇帝取代國王,除了皇權的神化以外,也有宇宙超越性的涵義,可以抹去「國王」稱號固有的多國體系和愛國主義記憶。他重用燕、齊方士,固然有自私和迷信的一面,也有釋放善意的動機,類似忽必烈封孔子後裔。如果他僅僅是為了迷信和自私的理由,那麼正如《詛楚文》早已證明的那樣,秦地並不缺乏巫師。他努力做世界主義者,這是毋庸置疑的。秦人順從地接受東方意識形態,消解了共同體的最後殘餘。齊楚卻憤怒地拒絕野蠻的文法吏,不惜訴諸武力。

電影《尋秦記》劇照。

普世主義從理論上講,就是後人所謂的「歷史終結」。歷史終結當然不是指事件的終結,而是說世界憲制已經確定。今後不再有原則性爭議,只剩下人事和技術性糾紛。秦始皇設計的萬世一系君統、超越性吏治國家、混合意識形態都是為「史後之人」的安定生活準備的。在「歷史之人」看來,這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秩序無異於囚籠。最可怕的暴政不是屠殺和征斂,而是鉅細靡遺的格式化。自由的本質在於盲目和希望,勇氣和德性無不起源於此。歷史終結的本質在於麻木和絕望,消解了秩序本身的意義。

秦始皇遭到格外嚴厲的譴責,因為他是歷史終結的始作俑者,並非因為他的暴政最為嚴重。實際情況大概恰好相反,因為暴政的嚴重程度通常跟社會散沙化的嚴重程度成正比。在某種意義上,秦始皇變成了一種象徵,為漢武帝和以後的暴君承擔集體責任,儘管他比漢武帝更溫和;正如後世的曹操變成了篡位者的符號,為司馬懿和劉裕承擔責任,儘管他比後來的篡位者更尊重程式。秦政激起的暴烈反抗,主要源於東方各邦復辟多國體系的熱忱。隨著共同體的瓦解和愛國主義的沒落,散沙順民對暴政的容忍度不斷上升。反抗的減少給後人造成了暴政減輕的幻覺,其實原因不在朝廷而在社會。漢法就是秦法的拷貝,而且文字獄有過之而無不及。秦代判處苦役的罪名,在漢代一再導致滅族。揚雄支持新莽的理由,就是以周政反對漢朝延續的秦政。

「史後之人」戰勝和替代「歷史之人」以後,歷史終結才能實現。咸陽朝廷的高瞻遠矚超越了他們的時代,因此不可能不臭名昭著。他們知人有智、自知無明,沒有料到自己和自己刻意消滅的物件都是最後一批「歷史之人」。「史後之人」的任務落到東方冒險家集團身上,苦心孤詣的政治神學理論全都為人作嫁。漢室的「史後」特徵體現於無原則的混融主義,不顧各種體制和理論背後的規範性條件,武斷地剪裁、割裂和拼湊神譜和官制,給妄圖改制的儒生製造了無窮無盡的困難。混融主義的實際意義就是所有理論和政體原則的死亡和花絮化,因為只有已死的原則才能跟對立原則實現裝飾品的和諧共處。

電影《尋秦記》劇照。

這種剪貼性質的和諧跟內在思路的融會貫通沒有任何類似之處。蕭曹(蕭何、曹參)以小吏拜相,像南太平洋土著對待美軍留下的飛機場一樣,對他們無法理解的巨大機器充滿敬畏,唯恐任何儀式細節的改變就會導致自己難以收拾的混亂。漢襲秦制,不是因為布衣君相有愛於秦政,更不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深謀遠慮,能夠看清秦政對誰有利,而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另起爐灶的勇氣和能力。漢初的官制也是混融主義的典範,商君的徹侯、關內侯和楚人的執珪、五大夫同列,完全不顧兩者的政體精神截然不同。秦始皇的世界帝國和楚霸王的國際聯盟都有明確的、彼此水火難容的憲法精神,都有一勞永逸地終結歷史的動機。惟其如此,他們的設計才會功敗垂成。這些動機僅僅屬於「歷史之人」,因此反而履行不了終結歷史的天命。

布衣君相的實質不是平民政權,而是「史後之人」政權。啟蒙時代的平民野心家無論歸儒、歸墨,都有強烈的政治改革家色彩,暴露了他們的「歷史之人」身份。「史後之人」已經沒有能力理解任何憲法原則或意識形態,只會覺得這些考慮純屬替古人擔憂,根本不值得為此大動干戈;但既然有人願意為此犧牲,他們並不介意利用狂熱分子的犧牲,為自己牟取現實利益。漢朝對秦、楚的勝利不是一種原則戰勝了另一種原則,而是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佔據了各種原則自相殘殺留下的廢墟。原則是意義的源泉,意義體系是文明的主要力量。

在所有政治策略中,機會主義是最缺乏戰鬥力的一種。機會主義者幾乎不可能在文明早期獲得機會,因為各種原則的生命力體現為信仰的熱忱。只有在各種原則即將窮盡自身可能性之際,撿食者才能收割熱忱的最後一批獵物。機會主義者的勝利從來不能證明自身的強大,只能證明所在文明的衰老。意義體系的瓦解必將導致文明自身的崩潰,混融主義是機會主義者最後的掙扎。他們敬畏各種古老原則龍爭虎鬥的巨大力量,卻不能理解力量的來源,幻想只要將這些原則的符號標識據為己有,就能繼承或分享古人的力量。這種投機取巧的手段猶如老人服用的春藥,能延緩、但不能阻止最後的衰亡。世界帝國是混融主義的自然載體,混融主義是世界帝國的自然原則。「史後之人」在二者日益萎靡的保護下安享太平盛世,等待洪水滔天。

劉仲敬:「長城是未雨綢繆的妙算,在自己戰鬥力最強的時期,以最有利的條件劃定永久的邊疆。」(Wikimedia Commons)

董仲舒的「獨尊儒術」論標誌著儒家的符號化、混融化和空心化。儒家在其熱忱的頂峰,是封建主義和多國體系的維護者(孔子)、鼓吹人道高於王權的啟蒙者(孟子);在其迴光返照的暮年,曾經誅戮暴秦(孔鮒),保衛禮樂(魯二生),反對黃老(轅固生);現在已經由儒學淪為儒術,求為「緣飾」而不可得。漢儒在混融主義的路上走得如此之遠,已經淪為某種諸子百家的共識協調組織。他們的周政主義除了絕對安全地攻擊秦始皇這具稻草人以外,只剩下百家共識的政治正確公約數。畢竟,誰會反對更人道、更文明、更大的合法性呢?

如果不涉及具體的人事或政策的話,這些模糊的共識無疑會得到皇帝、民眾和士大夫的衷心贊同;就像蕭乾一類粉紅色知識份子在希特勒死後抽象地談論民主,希望在討好史達林同志的同時又不致冒犯麥卡錫參議員。墨子對孟子禮樂觀的攻擊、韓非子對孔門國際主義的嘲諷、談天衍對儒家神話的歪曲,都要避而不談。漢儒已經開始將禮樂解釋為朝廷制定的儀式,跟刑法和聖旨一樣武斷。他們已經不再堅持封建主義和國際主義,但仍然沒有放棄抱怨大一統的淫威,懷念戰國時代的自由。他們致力於發明神話和歷史,填補殷周以前的巨大空白,推動三皇五帝神話的漢朝化,使燕齊迂怪之士的想像力相形見絀。國教混融主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為古典華夏文明舉行了體面的葬禮。金人入漢、胡僧說法的新時代即將開始。

【文本已獲「八旗文化」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劉仲敬

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二〇一二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作者目前旅居美國。著有《遠東的線索》、《中國窪地》、《民國紀事本末》、《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國共卷》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

書名|《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

作者|劉仲敬

出版|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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