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治療】藝術家走入難民營 用紙筆慰藉越南難民

撰文:何阿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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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討論藝術作為治療使用時,難免會觸及相同的懷疑,對於急進的發問者,藝術創作固然不是藥物,沒即時可見的效果,「創作」這行為又如何引起「治療」作用?20多年前,當越南船民來港數目攀至高峰時,新聞報道中見盡船民最不和諧的一面,大眾極為反感,憂慮他們會破壞社會安寧,但對於船民所知所想卻甚少了解,與此同時,卻有一群香港藝術家走入難民營中。藝術介入社會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回顧這段歷史,看到那群經歷過創傷的人,也嘗試言說別人所不了解的內心感受,試圖闡明當中的痛苦,這正正是藝術起着的治療作用。
攝影:鄭劍峰、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藝術創作為這個冷漠的難民營加了點「人味」,也間接改善了營內壓抑的氣氛。

1990年代初,港英政府針對越南船民蜂擁而至的問題,採取所謂「甄別政策」,對當時來港難民作出分類,更在全港設立禁閉營和開放營等應付不同類別的船民。如果你是越南船民,逃離家園來到香港後,才發現身處的地方只是另一個更大的監獄,你會面對怎樣的處境?

藝術家走入難民營

「首次到達禁閉營時,第一個想法是:這真的是人住的地方嗎?」越南華僑黃亞保7歲時來到香港,一家四口曾經待在不同難民營內,前後差不多10年,他指初次到訪的禁閉營就由豬欄改建而成,日常生活設施欠缺,人數又多,如今談起這段經歷雖然輕描淡寫,但當時身處那樣的環境卻過得非常不安,「見證過很多場打架、衝突,往往因很小事而起。」就算在開放營內,也像被困在籠中,每一天只能等待當局安排。

藝術家梁以瑚和基督徒藝術家團契「園泉」在當時發起了「越營藝穗計劃」,嘗試了解難民營中的情況。「沒想到藝術能夠作治療,我們只是很單純地帶紙筆走入難民營裏,借此了解越南船民的心聲。」本地藝術教育工作者陳偉光是當時在望后石難民營內的老師,他憶起長達3年的計劃裏,由原本只為小孩提供創作機會,轉變成為不同年齡的船民服務。不同類型的藝術活動在難民營裏展開,他們更在營內以繪畫美化環境,舉行戲劇、音樂劇、舞蹈表演,甚至出版「自由雜誌」,讓營內的難民了解當時越南和香港的狀況。

陳偉光和亞保因為藝術而相遇,20多年的朋友關係,兩人也將對方當做親兄弟看待。

創作留下難民心情日記

「藝術是一種語言,而語言的第一種功能就是溝通,首先你就要表達,將你自己內在的東西爆發出來。」嶺南大學視覺研究系副教授羅淑敏,在2008年得知計劃發起人梁以瑚收集了計劃中創作的800件作品,有繪畫、詩歌以至黏土作品。羅淑敏選取其中大約200件視覺作品,花接近兩年時間研究,她說:「在創作時,他們也沒有想到會公開給人看。因此這些作品就像一張張日記,很私密,可以看到他們在營內的處境和感受,每一張也很獨特。」

如果要為營內所繪畫的作品找尋相同主題,那就是每一張都流露出對自由的渴望。

從這些畫作中不難看出他們都具有一定的藝術技巧,其中兩位參與者的作品令羅淑敏最為印象深刻。好像名為《白石黃昏》(Whitehead Sunset)的畫作,畫面上以蛋黃色為主色,人物分布在不同角落,左下角有兩個形象模糊的人物背對觀衆,愈遠離這兩個人物的人,形象就愈模糊不清。當時的沙田白石船民中心是開放營,所以畫面上沒有太強烈的侷促感,但鐵絲網很清楚地阻隔這群望向太陽的人。

另一位參與者也有很多作品留下來,從中可看到他(或者她)在營內的心路歷程。「他早年有一幅畫作名為《警察與小孩》(Policeman and a Child),警察的服飾不明顯,沒有太大的權位感覺,而畫中二人也相互凝望,距離很接近,至少是一個較為溫馨的畫面。」另一幅較後期的《自由,海與死亡》(Freedom, Sea and Death)就展現另一種狀態,畫面右上方的太陽特別猛烈,陽光亦只照射到畫面中間一撮城市位置,雖然隱約有光線透入海中心,但左下只餘下一具骷髏骨,畫作似乎暗示出創作者對眼前困境的絕望。據羅淑敏所知,這位畫家最後選擇在營內輕生,而他留下來的那些畫作真如以上的意思,是他借藝術的方式抒發無以言說的痛苦,還是畫家一次又一次借助藝術尋求生存的希望,卻也終究找不到答案。

羅淑敏也在研究中發現藝術有一定紓解情緒作用,「甚至藝術創作本身就是有治療作用。」她也從藝術歷史研究轉變到針對不同形式的藝術治療,如經歷家暴的小孩、認知障礙症和青少年成長等問題。她說:「愈來愈多科學成果顯示,影像在我們腦裏扮演着很複雜的角色,影像或者藝術創作在促進人格成長有很重要的作用。」

藝術從來都是表達自己的方法,這一批營內所畫的畫作,是單純地表達出創作者內心感受,正如羅淑敏所言「這些畫作,才能稱為藝術」。
從畫裏可看到一個人如何由滿懷希望到絕望。
「他」這一張作品有很強烈的立體主義風格,以碎裂、解析、重新組合的形式重建了當時「他」心目中的越南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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