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歷史改造台灣：李登輝埋下的傷痕　痛苦將由台灣人承擔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7月30日以98歲高齡離世，台灣網絡上的評價紛紛湧現，正反兩極皆有。在當前台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氛圍下，有不少人肯定他的所謂「正面貢獻」，包括了民主轉型，以及奠定拒斥中國的台灣人認同等等。事實上，今日台灣人展現出如此的精神面貌，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恰恰就是李登輝重構歷史改造台灣的結果。

這段時間以來，網絡上流傳着一份李登輝接任台灣總統後不久，台灣行政院新聞局為其出版的「言論精粹」，書名就叫《統一是中國唯一的道路》。今天台灣的年輕族群可能很難想象，被他們視為台獨精神領袖的李登輝，當年竟然是高舉「中國人」身份的本省籍政治精英旗手。如果回顧這段歷史，更能明白不久前才創下歷史新高（67%）的「台灣人」認同，絕對不是一個簡單且渾然天成的過程，「天然獨」更是一個禁不起歷史和科學檢證的概念，而是經過掌有權力的政治人物刻意形塑出來的結果。被推崇為「民主先生」、「台灣民主之父」的李登輝，就是始作俑者。

根據長期在台灣追蹤認同變遷的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民調，1994年台灣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首次出現「黃金交叉」，亦即從那一年開始，中國人認同持續走低、而台灣人認同不斷攀高。那一年，正是李登輝執政的期間。也就是在這一年，兩岸發生「千島湖事件」這個悲劇。當時的台灣政府，在李登輝的主導下，刻意放大、強調台灣人被大陸人殺害，他更是直接在電視鏡頭前痛斥中共政權是「土匪」，點燃了台灣社會反對中國人身份的高度民粹情緒。

同樣是在那一年，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提出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這個說法，將台灣歷史形塑為一部受盡壓迫和壓制的辛酸史。他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與司馬遼太郎一搭一唱，在對話中把「中國」和「中國人」扭曲為含糊不清的概念；同時也將李登輝塑造為《出埃及記》的「摩西」形象，象徵只有他才能帶領枱灣人出頭天、當家作主。

這些話對於後來台灣的發展，不只是一位總統的妄言，更像是一種預吿。

李登輝以總統之尊，由杜正勝等歷史學者操刀，在台灣國族認同的歷史教育上大興土木。以中學《認識台灣》教科書為例，大幅縮減台灣光復的歷史，而放大日本殖民統治為台灣帶來的「現代性」。儘管當時不少史學家跳出來力阻，指李登輝是在「美化」和「肯定」日本殖民統治，但反對的聲浪在政治權力面前終究宛如螳臂擋車。不只於此，李登輝主導的這套教科書，也在公民教材內訴諸有別於中國的「台澎金馬命運共同體」，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寫入課文之中，更移植日本「大和魂」的概念、對台灣中學生大談「台灣魂」精神。

李登輝這一套歷史認知與精神的改造過程，同時通過「社區營造」鋪天蓋地的推動，潤物細無聲地走進台灣尋常百姓家，等於是把他個人極其扭曲的史觀，直接擴大、安插進了台灣人的靈魂當中。

繼之而起的陳水扁、蔡英文，同樣是靠着寄生《中華民國憲法》的方式，延續和深化李登輝路線。最為顯著的例子，莫過於扁、蔡兩人掌權之初，都把手伸向了歷史教科書，陳水扁加入了「台灣地位未定論」，而蔡英文則把「中國史」併入「東亞史」之內。因此，當馬英九有意按《中華民國憲法》精神重新調整教科書的論述，隨即引發高中生大規模的「反課綱運動」，最終功敗垂成。台灣青年群體歷史認知的火車頭，便這樣朝着台獨的方向駛去而不復返。

然而，李登輝改造台灣歷史認知的做法，其實正為他口中「台灣人的悲哀」寫下注腳。曾經說自己當了22年日本人、名叫「岩里政男」的李登輝，其年輕的生命就是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皇民化」的改造，通過教育體制的貫徹，讓當時的台灣青年在精神上「改頭換面」。

李登輝執政的1993年，台獨組織「台灣教授協會」偕同台灣幾個「本土社團」，發表了一份名為《兩國兩制，和平共存：台灣人民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基本主張》聯合聲明，其中一段即如此寫道：「日本政府企圖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努力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卻成功地使台灣人變得『不像中國人』」。而22歲以前的李登輝，正是日本人把台灣人改造為「不像中國人」的成功產物之一。

問題在於，李登輝可以有他自己的歷史傾向和認同立場，但做為台灣最高掌權者的李登輝，複製日本人當年的手段，用另一種「皇民化」的方式改寫台灣歷史，卻是對台灣社會莫大的殘忍。回到歷史的脈絡，近代台灣人的心理和精神認同已經被痛苦地碾壓過兩次，一次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皇民化」改造，致使一部分台灣人在面對1945年台灣光復時出現了認同錯亂。

例如台灣著名作家鍾理和，在其小說《白薯的悲哀》就描繪了台灣人面臨祖國同胞投以「奴化」的歧視和拒斥，儘管台灣脱離了日本殖民統治、復歸中國，但兩岸人民的心裏形成了巨大的鴻溝，他在小說中的這段話「白薯是不會說話的，但卻有苦悶！」，完全體現了台灣人歷經日本殖民改造後的傷痛。

另一次是兩岸分裂分治之後，兩蔣為了在台灣打造「反共復國」基地，在意識形態上全面動員，一樣是通過教育體制的強制規訓，在台灣人心中建構起「排除大陸」、「排擠本土」的國民黨式中國認同。一刀切式粗暴的認同灌輸，奠下了今天台灣社會撕裂狀態的種子。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從而有了絕佳的機會，為了鞏固個人權力，在台灣大搞起省籍對立，讓民眾在虛妄的對立之中，無止境地虛耗下去。

新加坡原總理李光耀在《李光耀觀天下》這本書中，寫下這麼一段話：「當李登輝當總統時，他發起台灣化進程，強調該島脱離中國。但是這不會改變最終統一的結果，這樣做只能使台灣在重新統一的實際發生時更加痛苦。」當下的台灣人對李光耀這段話勢必嗤之以鼻，對於他說的「更加痛苦」更是無法理解。但關照今天兩岸關係的現實情況，李光耀的預言恐怕刺中了台灣人心中將越來越大的傷口。

當年李登輝位居總統高位，當時中美之間、兩岸之間的實力對比都不若今日，李登輝或許有底氣去厲行台灣人的歷史改造工程，繼續把台灣人改造得「不像中國人」。但是在李登輝離去的當下，回過頭去看這段歷程，我們可以說李登輝是相當不負責任的，他雖然成功讓台獨意識成為社會的主流，但兩岸未來必將面臨的關係重構，也必將讓台灣人再度經歷一次精神認同的碾壓。而這就是李光耀所說「更加痛苦」的根本性原因。

李登輝的台灣歷史和認同改造過程，台灣人或許視為正當且合理，甚至視為其對台灣不可抹滅的「貢獻」。不過，李登輝非但沒有解消台灣的殖民地陰影，反而把殖民地傷痕狠狠地深埋進台灣人的心中。一旦接下來兩岸關係進一步揭開了這個傷口，那般難以言喻的痛楚，已然逝去的李登輝不可能感受到，而是2,300多萬的台灣人所必須正面承受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