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掌港澳辦】中央港澳工作體制重大調整 新任命的四個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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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後,中國政壇人事密集調整。除備受關注的湖北官場發生大規模高層「換將」外,中央治港體系發生重大調整——曾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的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免去張曉明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職務,改任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級);駱惠寧、傅自應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自此,外界猜測已久的港澳系統人事調整「塵埃落定」,港澳系統也正式確立「一副國,三正部」的高規格配備。對於此次港澳系統換人,有觀察人士從以下四個角度進行剖析。

首先,此次人事調整符合外界預期,基本基調是中央港澳工作體制頂層設計的重大調整。

2019年6月以來,因為修例風波的爆發,困擾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和「一國兩制」良性運轉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全部暴露無遺,既往治港工作失誤給了北京一個慘痛教訓。無論是治港客觀需要,還是民眾關切,都需要對港澳官員進行一個大規模換血。此前駱惠寧接替王志民執掌香港中聯辦已經開啟港澳系統換人的大幕。此番港澳辦整體調整,更是證明中央對於治港工作要進行一次大範圍改革。「一副國,三正部」的高規格配備背後,中央治港工作要進行全面改革的意圖十分明顯。

國務院港澳辦人事密集調整。(網上圖片)

總結來看,港澳辦升格,統管兩個中聯辦,所以高配「副國級」。也證明中央更加重視港澳工作,港澳系統的政治重要性上升,港澳辦作為小組辦公室實體化,職能升格,由國家領導人兼任。港澳辦的協調職能變成領導職能,港澳辦與香港、澳門中聯辦——前後方「三家領導」實現一體化領導,有利於前後方協同。

其次,夏寶龍以「老將」身份出山超出外界預期,但是符合駱惠寧任命後中央對港澳系統的用人思路。

夏寶龍早年曾在天津、浙江任職,2003年11月,51歲的夏寶龍調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成為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的「副手」。2004年1月到2007年6月兼任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書記,2011年8月浙江省代省長。2012年1月,當選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長。在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委員。2012年12月18日,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

2017年4月26日,夏寶龍不再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由車俊接替。次日,任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18年3月14日,66歲的夏寶龍當選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晉升副國級。在退居二線、不再擔任中共中央委員之後,還能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並且兼任全國政協秘書長,這在中共高層相當罕見。

夏寶龍此次主政港澳辦,需要與之前駱惠寧執掌香港中聯辦綜合觀察。地方執政經驗和「老將」是夏寶龍、駱惠寧的共同標籤。二人都是從一線卸任至人大、政協後再「重披戰袍」。雖非港澳系統或外交系統出身,但有着多年的封疆大吏履歷,具有主政一方的經驗「老將」,夏寶龍執政過中國經濟大省浙江,駱惠寧在山西應對過重大腐敗危機。相較於以往港澳辦主任、中聯辦主任任職前更多的技術官僚色彩,他們二人政治經驗更豐富、歷經更多考驗和錘鍊,或許更擅長從整體結構來處理香港問題。這也是中央對於之前香港負責官員選拔的反思、調整。

第三,聚焦張曉明。張曉明此番從主任降職為「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其實含義頗多。該任命顯然代表了中央對於2012年張曉明擔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後工作的高度不滿。尤其是調整後張曉明不僅失去了「港澳辦主任」的正職位置,同時還失去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位置,而且很可能已經以後將不再是中央治港最高機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成員,是此番調整更關鍵信息。

香港修例風波所造成的影響之大,讓中共高層備受壓力,嚴重打擊了一國兩制,更極大影響兩岸關係。無論將修例風波視為「灰犀牛」還是「黑天鵝」,張曉明作為長期負責香港事務的主要官員,評論普遍認為,他既沒有向中央及時預警,更有在香港矛盾激化過程中火上澆油之嫌,從「佔中」到「修例」,包括「港獨」在其擔任香港「中聯辦」主任期間冒起,張曉明職業官僚的侷限性暴露無遺,責無旁貸。這是中國朝野輿情的共識,也是中國政治體制的要求。

但是,之所以只是給張曉明罕見的「降職」而非撤免,也表明作為北京可能接觸香港最久的部級官員,中央沒有完全否定張曉明。對於香港這潭水,長期在香港工作過的張曉明,仍然有他的價值,一些具體事務仍然需要這種職業官僚去操作,這可能也是為何仍然委任張曉明繼續負責常務工作的原因。

但是很顯然,張曉明這種職業官僚派繼續主導中央治港工作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香港治理以此次治港體系的全面調整為標誌,開始了進入了一個新周期。

第四,仍然兼任政協副主席、秘書長的夏寶龍任港澳辦主任後,有分析人士猜測,更高級別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會否也有後續調整,尤其是負責常委會否發生改變。從目前情況來看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因為2003年—2010年,廖輝也曾以全國政協副主席身份兼任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目前任職模式並非沒有前例。

綜上所述,此次不是簡單的人事調整,背後是中央港澳工作體制重大調整,是北京對於過去半年多香港修例風波引發的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反思的直接結果。未來相信一國兩制和中央治港還將有更多變動,可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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