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重商又仇商的思路 幫不到香港尋找出路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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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先把人定性再展開的經濟討論,或許是時候改變了。
當城中一些巨賈利用法律漏洞和自身的資源優勢,以犧牲公眾福祉的方式來謀取私利,相信普羅市民都會對這些行徑感到不齒。但在忙於撻伐之時,又有多少人能保證自己有朝一日成為富商後,不會在強大的商業壓力或利益誘惑下做出相似的卑劣行為?倘若我們沒有先思考清楚這道問題,一切批評都會變得虛偽,也很容易讓我們錯失正本清源的寶貴機會。

經濟奇蹟令香港20年前被稱為「東方之珠」、「亞洲四小龍」,但近年香港經濟光輝不再。(路透社)

我們不妨看看林行止行止的《信報》專欄,他在10月18日發表了一篇題為「科技創新少做為妙,倡簡體字事不宜遲」的文章。他對《施政報告》提出推動「創新及科技」和「創意產業」的工作表示憂慮,理由是商人的市場觸覺比政府靈敏得多,經濟活動必須由商界主導。再加上他覺得主事官員能力不濟,面對深圳這個內地創科產業龍頭的競爭,在政府帶領下香港幾無勝算。

但筆鋒一轉,高效分配資源的「無形之手」變成了殘民自肥的邪惡魔爪。那些追求效率的商家赫然變成了社會的吸血鬼。尤其是那些依靠房地產發展成為國際級富豪的少數財閥,林行止譴責他們只顧利用各種帶有欺詐成份的手法去「賺易錢」。升斗小民利益受損毋庸贅言,而接掌香港企業的第二、三代亦喪失了賺辛苦錢的能耐與雄心。

在接續的段落,林行止再也無法為香港提供任何出路。當他否定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上的積極角色,又認為商界不可倚重,香港仿佛對自己的前途無能為力。他認為香港與其大搞不具優勢的創科,倒不如「保存實力」,改做一些較易完成的工作,例如以公帑組織議員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考察,以及讓簡體字「成為香港的法定中文」。非常明顯,這兩個根本騷不著癢處的提議,與那些「無為」官僚虛應故事的舉措大同小異,無助香港突破目前面對的經濟困局。

李嘉誠早前提及香港經濟發展前景時哽咽。(美聯社)

香港其實是可以擺脫這種無力感的。林行止只顧強調香港商家不義的逐利手法,卻沒有想過為何他們沒有採取其他方式謀利。如果林行止明白到香港商人的投機鑽營並非與生俱來的天性,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他至少會用一部分精力去思考如何使香港商人謀利的方式與社會整體利益一致。

當前的商界文化不是憑空生成,而是由市場的誘因體系塑造出來。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結論:堵塞不公平正義的賺錢途徑可以改變企業決策。

哪怕商家全屬黑心之徒,他們進入市場的動機基本離不開賺取盈利,假如投機鑽營無利可圖,他們自然會考慮另闢蹊徑。當然,改變少不免涉及成本與風險,要令商家放棄原本垂手可得的暴利並不容易。不難想像,香港要突破這道枷鎖,必須遏制從中作梗的既得利益者,同時設法讓那些兼顧社會長遠發展的商家有機會獲得獎勵。這股重塑誘因體系的強大力量不可能從天而降,必然來自政府。所以,我們在怪責香港的商家之前,應先指出政府未有在市場上恰如其分地擔當應有角色。

Circle認為香港經濟太單一,慨嘆從事藝術及文化工作不受重視。(Circle提供)

或許如林行止所想像的一樣,政府分配資源的效率在某些情況下會比市場低,但經濟增長不是一個現有條件結構下的分配效率問題,而是一個產品和產業結構變化的過程。因此,我們首要考慮的應該是如何調動商家投入資源,改變香港的技術和產業結構,實現城市整體發展目標。

用分配效率來否定政府直接推動產業發展的角色,有混淆視聽之嫌。今日,任何人都感受到創新長遠提高市民收入水平的力量,但自由市場機制本身就有追逐短期利潤和偏向強者的傾向,要企業單獨面對研發過程中的技術壁壘和高風險,無異於緣木求魚。沒有政府啟動,假使所有商家都品格正直、奮勇向上,絕大部分企業依舊不會貿然冒險。單靠商界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打造出一個具競爭力的新興產業,也就談不上分配效率的高低。

林鄭月娥去年底演講時一度哽咽,稱「不甘心」香港經濟增長遠遜新加坡。(黃永俊攝)

正因為香港政府在創新領域長年累月少有作為,才有今日香港與深圳之間的技術差距。林行止以這種技術差距為由反對香港加大創新力度,實際上是倒果為因。而且,創新其實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創新的成敗不純粹是一個技術高低的問題,還取決於企業對市場需求的理解和把握能力。縱使香港是一名後進者,依然可以通過不同的技術軌道找到市場的切入點。深圳由一個邊陲小鎮一躍成為國家級的創新中心,即為明證。後進者的困難在於發展技術能力的成本和風險比較高,政府可以投放資源協助企業加快技術學習進程,以及為新產品提供初始市場。當人們意識到長遠投資也能夠帶來可觀回報,社會風氣必煥然一新。

今日,香港缺乏的不是指責與謾罵,而是實事求是的解難方略。慣性將矛頭指向特定人士或群體,只會把對立的死結綁得更緊,同時分散了整個社會的注意力,忽略各個持分者可發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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