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重生.下】告別在學校跳樓、病房扮正常的日子:返工救了我

撰文:何潔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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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的Bebi,小三時遭堂哥持續性侵三年、媽媽不相信她。初中那年,她患上抑鬱症與創傷後遺症,屢有自殘傾向,被家人送到精神病院,裡面的日子如監獄,「我沒有犯法,只是因為情緒起了波動,就要去坐牢。」
斷斷續續進出病院,她以為出來重投學校,就可以如別的「正常」孩子一樣,卻發現自己是由一所監獄,去到另一座牢籠。

她回想過去,「這幾年來,很多人口裡說幫我,但我全部都不想感激。他們不是真的幫忙,只是待你如『有問題』的人。」(毛淳宇攝)

學校如牢籠

她曾經在學校四樓企圖一躍而下,被老師救回來。

一位女生在英中名校跳樓,這件事並不「正常」,於是她成為「影響校風」的人。

中二那年,她在精神病房花了三個月學懂裝作「正常」,出院後打算回校上堂。學校卻以「怕她會傷害自己和影響同學情緒」為由,不允許她進入課室,上學時間只能在教員室坐。

她憶起,老師們在房內行來行來,但沒人跟她聊天。她每天由朝坐到放學,一旦出去操場透氣,都會被學校開咪讀全名召回去坐。最後,校方說她因上課出席率不足而要留級;而她亦深感坐教員室沒意義而曠課。如是,她被迫做「逃學威龍」,白天去麥當勞坐、到公園hea。

【少女重生·上】9歲遭性侵 名校生自殘入精神病院「如坐牢」

她形容學校就是牢籠,「他們想我退學,但沒有理由,叫我去坐是想以出席率不足,間接令我退學。學校的人都把我當異類,用教員室『隔離』我,不讓我和同學接觸,他們完全沒有給予我『康復』的機會。」她頓一頓說:「這樣對待情緒病學生,很不合理,我在學校這個少年的成長之地,感受不到關懷,學校放棄了我。」

她曾經在學校被抓住,五花大綁地送回醫院。

在那段曠課的日子,媽媽知道孩子又再度「不正常」。某天學校社工約了她聊天,媽媽得知時間、人物、地點,便報警請醫務人員到學校抓她走。那天下午,她在學校與社工聊天,在她倆都不知情下,醫護人員突然拍門,說要跟她量血壓,然後把她帶回醫院。

她腦海一面空白。「我不想再進去,想起要再進去,我就失控。我不斷哭,哀求他們不要帶我走,我抓住每一條柱、每一件死物,拚命抓住。我在急症室想盡每一個辦法離開,逃跑、離家出走、回學校,但沒有任何出路。當他們又準備把我推進那幢熟悉的精神復康大樓,我發瘋了。我用盡每一道氣力反抗,期間有一個保安跌倒在地上,不消五秒,五六個保安走過來,我知道我再沒有辦法。」

病房裡,她四肢被絪綁,「我的左右手被分別綁在床上、雙腳完全不能移動。我還能做什麼?只能打側塊面哭,豆大的淚水掉下來,但我連抹眼淚的權利也沒有。」後來,他們鬆掉雙手讓她吃飯,那頓飯,是她吃得最難過的晚餐。

如是者,她又再進入精神病院,表現好可以間中回家渡假,但回家是有限期的,過幾天又要再回去那所密室,那種倒數的感覺,讓她更為不安。

這次一待就是四個月。她做了四個月戲子之後,又被診斷變回「正常」,終於出來了。從此,她沒再進去。

工作救了她

出來以後,是她中三之年,成續升不了班,她知道,自己是時候要離開學校這座牢籠。

正式退學後,她出去找工作,到餐廳當侍應。同事不知道她的往事,待她「正常人」一樣,她卸下學業的擔子、學校為她帶來的壓抑、遠離病院的消毒藥水氣味,投入社會工作,她停止吃那些吃了三年的藥。她重新與家人同住,一個月給三份二薪金作家用,能賺錢後便為家庭負起責任。她與家人感情一般,但總算回到最親的人身邊。

好起來的原因可以很複雜,涉及年月間有重量的思考、時間的洗禮,「我想,是遠離學校、醫院、遠離一切官僚架構對精神病人的『幫助』模式救了我、是十六歲就出來打工這個決定救了我、是新同事平常的眼光救了我。」

野花自強

「媽媽遺棄了我、學校放棄了我、醫院放棄了我,但我沒有放棄自己。」

她對媽媽,總帶留有餘地的批判。對於媽媽當年放她在堂哥家長住、不信任她被性侵、不懂處理她的情緒,只顧送她入病院。她沒有強烈指控,畢竟她明白,事發之時,媽媽只有32歲,與一般「八十後」一樣,也要面對生活的種種局限、對前程的未知。媽媽在處理各種鎖事之間,也患上焦慮症,她們是一雙有情緒「問題」的母女。她體諒她。

如今,她已是朋友之中的大家姐,朋友玩俄羅斯的「藍鯨自殺遊戲」,她在陪伴中阻止;朋友去開房吸毒,她不吸,負責做一個守護者,在嚴重的時候出手制止;朋友有自殘行為,她一個又一個把他們拉回來。

那天下午,她應約記者出來訪談,行去海邊的時候,她擔心記者會把故事寫得很juicy、放大性侵的畫面、醜化精神「病人」。記者說不會,只會如實寫出你的故事,讓你的聲音被看見。幾小時間,她練習記憶、走進從前的生活、想起如牢籠的學校與醫院,想起四季如一的房間。她哭了兩遍,徐徐抽煙,回憶往事時平淡安靜、批判學校與醫院時理直氣壯。

她深呼一口海邊的空氣,「這幾年來,很多人口裡說幫我,但我全部都不想感激。他們不是真的幫忙,只是待你如『有問題』的人。一直以來,每一個人都覺得我很不濟,問我為何會變得如此抑鬱,怪我不疼愛自己、怪我看不到生命的美好。但其實他們也不曾讓我看到美好,我不是自己想死,而是學校、醫院、家人的反應、社會的眼光,一步步推我去死。」

她以過來人身份理解近年頻密的學童自殺,「他們自殺,很多都源自大人的不理解。當家長一味只用大人的看法與社會競爭力等枷鎖作為標準,要求他們達到家長心目中的高度時,不是人人也能承受這種巨大的落差。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成續好、上進如逆流的魚。當你不理解、不陪伴,只顧自說自話,暴力地以大人的眼光投放進去。然後,他們會在你離開談判桌時,趁沒人看見,跳下去。」

每個人都道路都不同,但情緒與壓力卻是相近的,「我唯一要感激的人,是我的社工。當旁人都把我看得軟弱無力、用各種思維和話語把我視為問題的唯一根本的時候,只有她走進我的內心處、讚過我堅強。情緒『病人』最需要的,不是各種另類眼光,而是陪伴與擁抱。」

她是路邊泥石地中的剛強野花,在狹縫探出頭來,憾事難過得讓人難以直視,但她耀眼的生命力叫世人消化難以想像的痛苦,從而理解他們。